1979年那个可怕的一天开始时和其他任何一天都一样。但是到傍晚时分它永远地改变了阿里·穆罕默德的生活。

　　虽然多年的内战和苏联军队的入侵使这个国家疮痍满目，迫使几百万阿富汗人逃离家园，但是阿里仍决定留下来，企图尽可能平安无事地躲过战争。每天早晨这个青年都去喀布尔商业区购买一些便宜的东西——玩具、罐头食品和家庭用品——然后到他住处附近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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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叫卖，赚一点儿薄利。

　　但是今天上午他未能躲过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他只记得当他醒来时他躺在一家红十字会医院里，为活命而挣扎。一发炮弹在离他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爆炸，炮弹碎片击中他身体多个部位。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必须截肢，只在脚踝骨上面一点儿。结果出现了并发症，医生只得给他再次截肢，这一次是在膝盖上面。“我离开医院时成了个瘸子，但庆幸还活着，”他说。

　　塔利班来了

　　塔利班手段残忍，嗜杀成性，这是人所共知的。在这个失去一条腿的不到20岁的青年居住的喀布尔沙达堡区的小巷里，“塔利班来了，塔利班来了”成为人们常常听到的呼喊声。“我们很怕他们，”阿里·穆罕默德说。“我们听到很多传说，说他们见谁杀谁。”

　　因此，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前，这个青年小伙子跟着母亲和三个兄弟逃到巴基斯坦。

　　此前已经有620万阿富汗人逃到巴基斯坦或伊朗。阿里全家作为所谓城市难民落脚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但是他们生活得很艰难，所以仅过了几个月，他就决定冒着被塔利班迫害的危险回到了喀布尔。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由于年青，同时又是一个跛子，他自然成为怀疑对象。不出几天，他就被抓了起来。

　
喀布尔的私人英语课，2002年7月14日。

　　“绝大多数阿富汗人早晨醒来后都是又冷又饿，疾病缠身。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必须做好准备支持一项将延续许多、许多年的重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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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卖国贼，”审问他的塔利班分子骂道。一个当官的坐在他的残腿上，另一个人残忍地用铁棍打他那条好腿的脚掌。后来他又两次遭到逮捕，要他拿出钱来。所以当第三次被释放后，他急急忙忙赶到一个亲戚家中，借了一点儿钱，坐上了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我尽可能快地逃出喀布尔，”他回忆说。

　　阿里·穆罕默德又成了身无分文的难民。但是他仍活着，而且不再是单身：他娶了丈夫被苏联军队的流弹炸死的年青寡妇玛贾恩——玛贾恩带着自己的女儿萨芭拉。这个家庭拥挤在只有4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内，但是有一个小厨房，而且有电。“我对电记得特别清楚，”玛贾恩说。

　　“我们看电视，听各种各样的音乐(包括在塔利班政权下被禁止的音乐)。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不感到害怕。那是一种和平的生活。”

　　再次回家

　　“9.11”事件后以美国首的多国部队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00多万阿富汗人像潮水一般返回家园，阿里也开始考虑回家问题。“但是我们在巴基斯坦立住了脚。至少我们能活得下去。回到喀布尔后我找得到工作吗？我们在那里能生活下去吗？”“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回国了，”他接着说。“甚至收购我们地毯的那个商人也动身走了。最后我们确实别无选择。”

　　阿里·穆罕默德全家到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办理了各种手续，领到了返回家园的一揽子补贴：100公斤小麦面粉，两卷塑料，女用卫生用品，1公斤肥皂和65美元。他们与另外几家一起租了一辆卡车。卡车装得满满当当，难民们坐在上面摇摇晃晃，他们互相拽着，穿过高山隘口，跨过灼热的河谷，向家乡进发。喀布尔面目全非了：在塔利班的统治下，它是一个受到严厉约束的枯燥乏味而死气沉沉的城市，宗教警察横行霸道，令人心惊胆战；而现在它变成了声音嘈杂震耳欲聋的城市——噪声，鼎沸的人声和车辆声。喀布尔市还拥挤着数十万返回的难民。这对于第二波归来的难民来说可不是好消息，阿里及其全家就属于第二波。他拄着拐杖在喀布尔的大街小卷转了好几个星期找工作。

　　他找不到任何工作。“我回到这里来可能是错误的，”他一再对自己这样说。一些人甚至折回巴基斯坦。但是阿里·穆罕默德没有退缩，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一样活……与全家在巴基斯坦干的活一样：织地毯。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厕所。没有供暖。

　　现在他们住在喀布尔郊区他曾住过的一间小房子里，这是一个不足4平方米的狭小空间。这里没有任何生活设施，空窗框上钉着破塑料袋。从当地一个商人那里租来的织毯机靠在一边墙上。妈妈和女儿用手操作织机。仍受肚子伤痛折磨而不能用劲举东西的丈夫做些零活。

　　萨芭拉还没有条件上学。“在我找到正式工作前，”她爸爸说，“我们没能力供她上学。我们需要她挣钱养家。”未来充满不定的因素。阿富汗都担心外国的援助能持续多久。但是他们仍努力向前。阿里讲了一句谚语：“有一个好天，就有一天好生活。”

　　阿里·穆罕默德一家是每次以一天这个时间段来看待生活的。

　　来源：《难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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