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责令沈阳处理中国女孩在日本被偷窥事件

　　记者吕映辉实习生刘佳／文 记者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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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17日，沈阳籍女孩儿小婕和小丹、小叶(3人的名字都是新闻报道化名)通过沈阳某中介公司，以研修生及技能实习生的身份前往日本国德岛地区一家叫“上野绿丰园”的私人植物花卉园艺社进行研修和实习。

　　2004年5月9日，小婕等人发现自己洗浴和休息的地方被人私自安装了摄像头，于是和上野绿丰园老板上野安司进行交涉并报了警，偷窥事件由此引发。

　　事件发生后，老板上野安司对小婕等人采取了恐吓、威胁、哄骗、收买，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百般进行抵赖，并拒绝道歉。

　　此事经小婕家人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反映和新闻媒体披露后，引起国内外有关方面高度关注，经过一系列交涉和谈判，日方老板终于向小婕等人赔礼道歉，补偿损失。2004年6月7日，小婕等人回国。

　　今报讯为了尊严与日本老板抗争到底，发生在小婕等9名研修生身上的事情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女性的伟大品格。不久前，记者得到消息，小婕等5名沈阳籍的研修生已经离日回沈。她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是什么动力让她们放弃了来之不易的研修生活？她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6月18日，带着这些疑问，今报记者在有关人士处得到了小婕家的电话号码，但整整拨打了一上午，总是无人接听。最后，经过多方打听费尽周折，终于在傍晚5点多钟找到了小婕的家。

　　面对家乡媒体的真诚，已经拒绝过多家媒体采访的小婕和她的姐妹们向今报敞开心扉，讲述了偷窥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3名研修生还首次公开了真实姓名，她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把中国女性“自尊、自爱、自强”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公布真实姓名讲述偷窥事件

　　今报：事情发生了这么多，能告诉我你们当初是怎么发现有人在盯着你们？

　　小婕(真实姓名袭丽红，26岁)：其实早在2004年5月9日之前，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我们工作的地方与我们吃饭休息、洗澡的地方就一墙之隔(所谓的墙其实就是一张木板)。

　　那是3月份的一天，我在工作间发现紧挨着隔断墙的下方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把椅子。当时我想桌子上放椅子干吗，抬头一看上面有个像摄像头的东西，但我没太往心里去。

　　5月9日中午11点多钟，我下楼到休息室去吃药，只开了一个灯，在仰头吃药的一瞬间，我发现了那个东西，看的很真切。于是我就回到楼上睡觉的地方和另外8个姐妹说了，后来大家经过现场验证，发现那是一只罪恶的眼睛。

　　今报：在知道被偷窥的时候，你们最初想怎么解决？

　　袭丽红：我们在发现这个摄像镜头后，开始都非常气愤，几乎在当天都给家里打了电话，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们这是犯法，要我一定讨个说法，并且及时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我们就在当晚找到了老板上野安司，老板态度非常强硬，一开始说是声音监视器，以为我们不懂，后来被我们揭穿后，又说是监视火灾、防盗用的，又被我们揭穿，老板就慌张地自己爬上椅子拆摄像头。

　　后来我们报了警，警察来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和老板聊了1个多小时就走了，警察告诉我们，上野安司没有犯法。

　　说真的，我们当初没想把老板怎么样，如果老板态度好一点，当时就向我们赔礼道歉，以后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

　　中日各界人士给予无私帮助

　　今报：在整个事件中，给你们最大帮助的是谁？

　　袭丽红：在整个事件中，有许多的人都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第一个给我们帮助的就是中国外交部，他们知道这件事后，马上介入此事，并通过中方驻日领事馆和日方进行了全面交涉。

　　第二个是一名日本警察，他叫清木史郎，是他找到了老奸巨猾的上野安司偷窥的证据，没有他的努力，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第三个帮助我们的人是当天就来采访我们的《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丛中笑，他把我们的事情进行了大量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给我们介绍了后来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些陌生朋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被老板软禁在山上的时候，他给我们交手机费，使我们能和外界保持联系。

　　第四个给我们帮助的人是中国驻日本大阪领事馆的官员们，是他们在后来的一系列交涉过程中，帮我们据理力争，迫使日方警察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和当地警方以及“辽生会”(当地几家日本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主要是在中国招收赴日研修生的工作机构)就道歉和赔偿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

　　第五个给予我们帮助的是由辽宁省外经贸厅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派遣团，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们为我们争取了最大的利益，从日方老板处拿到了补偿金，并使我们最终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第六个是国内的媒体，他们对此事的密切关注，给我们以声援。总之，在这起事件中，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伸出了无私的手，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我想代表其他姐妹，借今报一角，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们都是正义和尊严的捍卫者。

　　5人坚持抗争不为金钱折腰

　　今报：让你们最难理解的事情是什么？

　　小丹(程丹，27岁)：我们一共有9位受害者，都是辽宁人。但在整个事件中，只有我们5个人坚持罢工，并于最后拒绝了老板希望我们留下来的意愿，我们5个人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他：我们中国人有尊严，中国的女人更是不好欺负的，我们来日本是学习、打工和赚钱，我们有人格、有尊严，不容侮辱，不尊重我们，给再多的工资我们也不挣你的那份钱。

　　今报：最令你们伤心的是什么？

　　程丹：最让我们伤心的是，一些网站在报道我们的事情后，许多人都发表了言论，其中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和侮辱人格的话让我们感到伤心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愤慨，我们今天向这些人表示强烈的抗议，并郑重声明：不要再诋毁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再次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寄语家乡读者自尊自爱自强今报：最让你们痛快的事是什么？

　　邓业(首次接受采访的当事人，23岁)：经过我们的努力，经过无数人的帮助，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上野向我们道歉了。

　　第一次我们没有接受，他知道下午中国领事馆的人要来，就跑到我们待的地方给我们道歉，方式就是点点头，说了句对不起，我们认为他没有诚意，没有接受。

　　下午，当着中国驻大阪领事馆官员的面，他虽然鞠了躬，但我们看出了他依旧没有诚意，还是不接受，我们领事馆的官员也支持我们。

　　第三次向我们道歉，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是正式地站在我们的面前，90度规规矩矩地鞠躬，这一刻，我们觉得找回了尊严，5个人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当时很骄傲。

　　今报：能对家乡的读者说些什么吗？

　　邓业：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为了钱跟上野抗争到底的，我们为的是尊严。在今后的路上，我们姐妹一定跟以前一样，自尊、自爱、自强，相信家乡的姐妹也一定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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