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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青年阿三的故事:社工三顾茅庐打开心门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22日07:34 东方网-上海青年报


隔壁弄堂的一所老房子是阿三小时候住的,那时候阿三一家5口人就挤在这个8平方米的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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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静(左一)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终于赢得阿三一家的信任




魏静的到来,让阿三找到回归社会的信心


  阿三自述备受歧视成长路

  在阿三家里,魏静看到了阿三的日记。阿三竟然还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魏静试探性地建议:“阿三,既然你喜欢写日记,要不,抽空写个自述,让我比较详细地了解你吧。”出乎魏静的意料,阿三一口应承了。三天后,一份数千字的自述摆在了魏静的面前。错别字不少,但很坦白、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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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龚小莉 王文 整理

  父亲被判刑

  自己从小被贴上标签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1969年8月23日,我来到了这个世上。别人都有美好的童年,我的童年是被别人冷眼唾骂中度过的。6岁的我是一个活泼可爱、聪明、很有理想的,我长大要当解放军,当一名好警察。

  可是,就在我6岁那年,我父亲被抓。不知什么罪,当时我妈对我说,我父亲到外地上班、工作。过了大约半年,我无意中知道了父亲是被判7年。邻居们冷眼相看,唾骂、嘲笑,他们都叫我808。

  当时不懂什么叫808。后来才明白,原来手铐就叫808。

  1982年,我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死在监狱里。对我母亲是都(多)么大的打击,世上最凄惨的莫过于中年丧夫。母亲每天泪流满面,在痛苦中熬着过每一天。把我兄弟、姐四个小孩带大,一辈子没再嫁人。白天上班,下班回家做饭,晚上补衣、做鞋,到深夜才上床睡。每月36元工资,养活全家。母亲,伟大的母亲。

  总不被人信任的坏孩子

  成了三好学生

  大姐18岁在浦东的一家化肥工厂里学徒,三年后满师,那时我们兄弟三人还在上学,我在家中最小。在读小学时,总被同学嘲笑、冷眼,从小我就有报复心理。

  邻居背后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都说我坏。谁说我,我就拿他家的东西扔掉,把泥沙扔进他家。在学校,有一次一个同学的铅笔盒找不到了,老师就怀疑我,问我是否你拿过。我没拿,老师就罚我站墙思考。

  我恨,我好恨。

  事后,我想没做的事都说是我,那我就做,不做也是做,还不如做。不是拿这个同学的铅笔,就拿其他同学的本子。邻居也是如此,他们如没了什么东西,就怀疑我们家。我从12岁开始,什么东西都偷,外面偷,到处偷。四年级有(由)于老师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就从此不上学了。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打骂,我都不听。有(由)于不上学,天天在外做坏事,终于被送进了工读学校,那年我才14岁。刚进工读不听老师的话,逃跑过,被抓回去,又逃跑,又被抓。我也自杀过,把一把带刀的剪指甲刀吃进了肚里,老师把药水棉花硬塞进我嘴里,把我抢救回来。

  经过一年多的老师耐心教育,根据每个人的个性来教育,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三好学生”。在工读学校,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学习、劳动都很好,装自行车、括纽扣、学刻章、学摄影,总之,在工读学校三年,学到了不少东西。

  朦朦胧胧的同学友谊

  遭老师公开批评

  童年就这样似懂非懂的到了青春期。

  少年的我,17岁离开工读学校。学校按(安)排我进了“卢湾区初级职业学校”读中学,成绩名列前茅。因为我是工读学校出来的,所以职业老师对我比其他同学要求严。有一次,与同学争吵,老师不问青红皂白说我不好。不听我的解释,过后我越想越气,你说我不好,那我就不好到底,就找那个同学打架。从哪(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用拳头来解决,与老师没道理讲。

  青春时期的我,对性朦朦胧陇,那时在职业学校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好上了,谈朋友。那时,我懂什么叫爱情?只要两人谈得来就是谈朋友。青春期的我是一个可爱、会说会道的一个人,我们班里只有三位女同学,她们都想和我交朋友。事情就来了,争风吃粗(醋)。男同学找事与我吵架、打架。虽然那时我才读一年级,刚进职业学校,我读了二个多月的书,已经在全校名气很大,没人与我争吵、打架。初二、初三的大同学都看见我怕。老师就说我学校一霸,还有乱搞男女关系。我那时对老师说什么叫乱搞男女关系,我们只是交朋友,在(再)说又是同学,跟(根)本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会(回)事。我才17岁,什么也不懂,老师告诉班里、学校里所有的女同学,叫她们不要理我。

  我恨,我好恨。

  为报复乱交女友

  获罪被判入狱三年

  他们还要在暗底里察(查)我是否与女同学发生过性关系,我才17岁,我懂什么叫性关系。后来才知道,你们(老师)不让女同学与我说话。好!我就到外面找一个女孩子,给你们看。

  一年里,我在学校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18岁了,我长大了1岁。1986年认识一位女孩子叫阿婕,是在溜冰场认识的,比我小1岁。一星期后,我叫她送我上学,就是想让老师看看,在学校里不让女同学理我,难道我就找不到女孩子了吗?———报复心理。这天上学,老师看了很生气,说不出话,然后就平时暗地里给我“穿小鞋”。后然(来),我就离开了学校。

  1987年农历正月十四晚,我第一次和阿婕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年我才19岁。

  1988年3月里,我认识一位16岁的小姑娘,比我小3岁,叫阿华。我真的喜欢她。她当然也喜欢我。1988年4月8日,华的母亲去江西扫墓,一星期后才回家,临走时嘱呼(咐)我要照顾她的女儿。那时我不满20岁,家务事都会做,一星期里帮她洗,送她上学,接她放学,在她家里过夜,与她发生性关系,算强奸吗?她虽没成年,但她母亲知道我和华的关系。后来,有(由)于某种原因,我很生气地与她分手了。她与我分手求我说,不要把她的事告诉她母亲。算了,我就没告诉她母亲为什么分手,这是她的事,不多写了,总之不是我的错。

  后然(来)为了她,我报复她,就在外乱交女朋友,其实是做给她看,我岁数太小不懂,很后悔,很可怜,很好笑、幼稚。后来的那两年,谈了两次恋爱。其中一个女孩是朋友介绍给我的。真是天地作弄人,她竟然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她的外公和我的外公是亲兄弟,我到她家才知道那是我四外公的家,她是我表妹。我们只能分手,做兄妹。后来,我又交往过两个女朋友。

  1988年11月26日,我被抓进了卢湾看守所。他们硬是说我强奸未成年姑娘(她是阿华,那时16岁)。后来,经过1年的调查,最后判我流氓罪,乱搞两性关系。我不服,但也没办法。那时候我才20岁,懂什么法律。我跟他们说,我们的关系双方的家长都知道,什么叫乱搞两性关系?但最后还是判了我3年。

  找工作交女友

  曾经有过正常人生活

  1991年11月26日,我释放回家。回家后开始了新的生活,没多久就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一起在弄堂里做生意卖啤酒,还在一家制衣厂工作过。我工作了1年多,女友是我介绍到我们厂的,工作才1个月就与他人吵不干了。和女朋友谈了两年多恋爱,我们就分手了。我在制衣厂不干了的原因是,由于邻居在厂里说我以前判过刑,我气了就和他打架,辞职不干了。以后,我就一直在社会上瞎混。平时晚上跳舞,在社会上交识了许多男女朋友,都比我大好多,其中一个比我大30岁,还有一个大25岁,一个大10岁,一个(大)4岁,他们都对我很好,帮助我,教导我怎么做人。

  1995年,我去“海霸王温莎堡”工作,开始从清洁工做起,一个月以后就改做桑拿浴服务生,半年后升到了领班。2年来,我勤勤恳恳的工作,表现自认为过得去。在单位里认识了一位姑娘,姓刘,她是知青回沪的女孩子。我们相识了2年3个月11天。在这2年多的日子里,我对她,自认为良心上过不去,对不起她,当时26岁的我贪玩。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带我到她老家安徽,她父亲在安徽,刘家村都是亲朋好友,她母亲在她六岁时不辛(幸)离开了她。她还有一个妹妹,我和她、她父亲去她母亲坟上扫墓。1997年春节在她家过的很开心,正月初七我母亲六十岁生日,我和“刘”赶回家,给了母亲一千元,过生日。(后来,刘因不满阿三的生活方式,离他而去———编者注)

  1997年12月31日,我和阿莎(阿三后来的妻子———编者注)、阿莎的朋友在一个朋友家度过了1997年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是和阿莎一起回家的,我们俩一起度过了一个伤心的夜晚,进入了1998年。

  阿三的自述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向魏静讲述了自己整个成长的经历。“阿三是一个被贴上标签的人,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他不知道的怪圈,他试图努力向外走,但最终没有走出去,于是,他开始放纵自己,以报复社会对他的歧视。”自述让魏静对阿三的了解加深,魏静决定,一定得帮帮阿三。

  第四篇:

  社工三顾茅庐打开心门

  2003年11月10日,魏静正式来到卢湾区社工站上班。站长拿给魏静一份表格,上面登记着35名吸毒者的基本情况。表格上仅有的一对兄弟引起了魏静的注意,他们就是阿三和他的哥哥。魏静从此与阿三结下了不解之缘。做了七个月社工的魏静对阿三的内心有了深刻的理解,“如果没有人拉他一把,他是不可能走出现在的生活。”魏静说。

  本报记者 龚小莉 王文 采写

  没人关心的阿三

  让居委会阿姨感到为难

  到社工站工作后,我开始找居委会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吸毒者的邻居攀谈,对表格上的35名吸毒者进行前期的外围调查。我听说了一件令我非常惊讶的事:阿三是一个只有半个脑壳的人!

  这让我充满了恐惧和好奇。半个脑壳,怎么生活呀?我想早点见到这个人。

  去年11月底,我找到阿三家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综治办的朱阿姨接待了我。刚听我说要找阿三,她的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那个人?你不要管他!他昨天还带小孩来闹呢。”我很吃惊,阿三是为了什么来闹的?

  朱阿姨告诉我,前一天下午,居委会快要下班时,阿三抱着小孩冲了进来。把小孩往居委会桌上一放,急促地跟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你们给我管小孩!如果不管,我就天天来闹!”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是你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自己管?”阿三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孩子就应该是你们管。”

  虽然阿三最后还是把孩子带走了,但朱阿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一脸为难。

  我开始在心里琢磨:阿三的这个故事,说明他在与人沟通上有一定问题,他的处境也肯定很艰难,同时,也可能好久没人关心他了。

  上门拜访阿三

  母亲证实阿三在戒毒

  12月16日,我邀请朱阿姨陪我一起去阿三家看看。

  阿三家就在居委会旁边,相距不到100米。走到一家敞开的大门时,朱阿姨说:“就是这家。”我探头一看:这是什么房子呀!脱漆的大门内,面积不到10个平方米,屋内空空,几个老旧的竹椅、凳子,零落地散在方桌周围,厅堂上,供奉着一尊神像,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

  阿三后来告诉我,他家从不关门的,根本就不怕小偷光顾,因为家徒四壁,没东西可偷。

  我对着房屋内试探着问了声:“里面有人吗?”过了一会,没有任何动静。我又接着问:“阿三在家吗?”不一会儿,一个老年妇女从后面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是阿三的妈妈。她倚在墙壁上,眼神戒备地盯着我们说:“你们找阿三干吗?”

  我急忙解释:“我是社工,听说阿三生病了,想来看看他。”阿三的妈妈口气生硬地说:“阿三不在。”我坐了下来说:“那我们聊聊吧。”阿三的妈妈瞟了一眼,也坐了下来:“那就聊吧。”

  在来阿三家之前,我了解到阿三已经在戒毒,阿三的妈妈给他买了一些戒毒药品。我问她都给阿三买了什么药品,她起身走进房间,拿给我一个药瓶,药瓶上写着:复方地芬诺酯片。

  阿三的妈妈告诉我,阿三已经陆陆续续服用2个月了,服用的剂量很大,最大时是正常剂量的10倍。

  我是学化学的,又接受了关于戒毒的专业培训,知道这药是一种止泻药,而戒毒的生理反应之一,就是腹泻,这证实了我先前的调查———阿三正在戒毒。并且,如此大剂量地服用,说明阿三戒毒心切。

  首次登门遭冷遇

  阿三下了逐客令

  随后,我和阿三的妈妈拉起了家常。阿三妈妈告诉我,她一直管不了阿三,还有点怕阿三。现在全家的生活来源,就是她640元的退休金,以及阿三和他哥哥每人290元的低保金,一共1200元,生活非常困难。

  阿三的妈妈说,阿三有一个老婆,因为吸毒偷东西,被抓进牢房了。阿三还有个儿子,今年3岁,很可爱,她非常疼爱孙子。

  正当我继续和阿三的妈妈聊天时,头顶上一个小阁楼里,突然传来破口大骂:“关你们什么事,不要你管,快点滚。”听话音和内容,就是阿三。话说完后,阁楼上再没了动静。

  看来,阿三的敌对情绪很严重,我决定不贸然上楼,以免引起他的反感和对抗。随后,我向阿三的妈妈道别,以后再寻机和阿三本人接触。

  离开阿三家后,我回到社工站,在我为阿三专门制定的“个案服务记录”里,我记载了这天的经过。我在记录上写着:“这里的环境不好,阿三也没人管,我真发愁。”

  我决定过几天再去一次阿三家,从阿三的儿子和妻子入手,与阿三直接沟通,了解他对孩子和婚姻的态度。之后,顺势了解阿三本人的现状,分析他的心情和想法。

  走进小阁楼

  触摸阿三的“半个脑壳”

  12月23日,天很冷。我想,阿三的头肯定会很疼。于是,下午我便一个人来到了阿三家。

  走进阿三家门,我又和阿三的妈妈拉起家常。我特意挑阿三家的状况谈,询问他们都有哪些困难,让他们感受到我是真心关心他们。

  一会儿,阁楼上传出阿三的声音:“你不要来了,我不要你管,回去吧。”语气比上次平缓多了。

  我乘势接上口说:“是阿三吧,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阿三回答说:“我没有生病。”我接着说:“我上来看看你好吗?”阿三没吭声,我重复问了好几遍,阿三终于说:“随你便。”

  我走向厅堂边的楼梯,准备上去看看。楼梯非常陡,几乎和地面垂直了;又非常窄,只比身子宽一点点。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楼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阁楼,阁楼的门是开的,里面只有不到8个平方米,高不到1.7米,给人感觉特别压抑。

  床上,阿三穿了一套睡衣,躺在那里,面容朝上,脸色发黑,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根本就没在乎我。我环顾了一下阁楼,发现虽然没有什么物品,但收拾倒很干净、整齐。

  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坐下后,我仔细看了看阿三的头,却发现,阿三的头发很茂密,看上去和常人一样,全然没有想象中的恐怖。我问阿三:“你不是少了半个脑壳吗?看上去可是好好的呀。”阿三没吱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试探着继续问:“能让我摸摸你的脑袋吗?”阿三这次倒很干脆:“随便。”

  我走上前,坐在床沿边,伸手去摸阿三的头。这一摸太让我震撼了:阿三脑壳的右边,一个碗口大小的缺口被头发遮盖着,透过皮肤,我似乎都触摸到了他头皮下面的脑髓!

  我问阿三:“你为什么不装个塑料脑壳呢?”阿三回答:“没钱。”我问要多少钱,阿三说要1万多元。

  谈到漂亮妻子

  阿三打开话匣子

  说到这里,我几乎找不到话说了,但阿三仍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思想没有松动的迹象。

  这时,我发现了床头的破柜子上,有一个相框,相框里装着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笑得楚楚动人。这和躺在床上的阿三,和阁楼内破旧的几件家具,显得极不协调。

  我问阿三,这照片上的女子,是你的女朋友吗?阿三回答说:“是老婆。”我说好漂亮呀,阿三的回答多了几个字:“一点都不漂亮。”这让我感到高兴,我马上接口说:“这么漂亮的老婆,你倒是挺有本事的嘛。”

  说这句夸奖他的话,是因为我通过昨天的初次接触和以前的外围调查,知道阿三从小就受着周围环境的歧视,贴着“标签”生活。而他自己随后也历经坎坷,受到各种处罚和折磨。对这样的人,应该采取“承认原则”,承认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帮他寻找以前生活的亮点,让他逐渐找回自信。

  果然,这句话起了作用,阿三突然坐了起来。他从我手中把照片拿了回去,开始讲起他是怎样认识妻子阿莎的,阿莎又是怎样进入监狱的。顺着他的话语,我还了解了他吸毒的原因和对吸毒的看法。

  喜欢写日记的阿三

  答应为我写自述

  在交谈中,阿三的神情越来越缓和,眼神开始有了喜怒哀乐。他从床边的旧柜子里拿出几本影集,给我讲述他以前的舒适生活。

  听完阿三的回忆,我的内心更加震撼了。阿三不仅是一个“半个脑壳”的人,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的经历是如此丰富,如此曲折。

  这更加坚定了我帮助他的想法。这样的人如果没人拉他一把,是不可能走出现在的生活的,是不可能融入这个社会的。

  说着说着,阿三突然起身,走到床尾的柜子前,拿出一叠本子给我看。阿三说,这些本子是他平时写的日记,里面写了很多他的情况。我忽然发现,阿三还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

  我试探性地建议:“阿三,既然你喜欢写日记,要不,抽空写个自述,让我比较详细地了解你吧。”提这个建议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不敢确认刚才还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阿三,会不会答应这个建议。但出乎我的意料,阿三一口应承了。

  这天下午,我们一谈竟然就谈了三个半小时。走前,我拿出一张印有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名片,递给阿三,说你有困难可以找我。阿三接过名片,细心地夹进了他的日记本。

  爬下阿三阁楼时,阿三竟然走出阁楼,看着我爬下来,再返回阁楼。

  三天后,阿三的自述摆在了我面前。里面有很多的篇幅记录了与异性朋友频繁产生的情感纠葛,我开始寻找原因。

  由于父亲,阿三不仅生长在一个备受歧视的环境里,自幼也一直缺乏亲情的归宿感。遇到困难时,阿三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哥哥教的“用拳头说话”。但是,一种深深的情感追求,依然深藏在阿三的心里。在和异性朋友的交往中,他忽然发现,这里竟然找到了一直渴望的归宿感。渐渐地,阿三的异性朋友对自己的青睐,看作了是自我成功的体现。

  回到社工站时,我在“个案服务记录”上写道:“案主(阿三)目前可能处于戒毒期,非常痛苦,思想比较混乱,意志较弱,有些敌视社会,有时有绝望情绪,目前对社工的帮助寄予一线希望,对生活还是有较好追求。”

  从一杯热水到一份饭菜

  打开尘封心灵锁

  第二天,是平安夜。天气依然寒冷,我又去了阿三家。这一天,阿三的妈妈给我倒一杯热水。走的时候,她还带着孙子,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站。那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

  后来再去的时候,阿三他们给我泡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直到有一天,阿三一家留我吃饭,我爽快地答应了。虽然只有一碗青菜,但我依然吃得很香,饭菜被我一扫而光。阿三端着碗站在门口吃着,他的眼神却不时盯着我看。我知道,阿三已经完全信任我了,他那多年未开启的心灵之锁终于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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