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同性恋人群现状调查(上)内容回放：

　　-背景：7月24日，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北川与沈阳同性恋者举行了见面会。会议结束后，在张北川教授的帮助下，记者和沈阳同性恋者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唐广隶及一些同性恋者进行了10天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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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者自我认同期的挣扎：

　　“我们这种人的恋爱都是从单恋开始的”；

　　“当你发现任何一个类你都归不进去，你是个另类，是个特例，一下子就会觉得：完了，我是有毛病的”

　　-沈阳同性恋的“社会构成”：

　　沈阳同性恋者约在10到15万之间；人们对同性恋的印象、偏见主要来自于一些较活跃的人，其他几万人或十几万人分散在我们身边藏而不露

　　-对同性恋的认识偏差：

　　“同性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不是病态”

　　“并不是同性恋就一定会染艾滋病”

　　歧视下的生活

　　“同性恋”在同性恋人群中渐渐成为忌语。

　　“我有个圈里的朋友，一听见‘同性恋’这个词就吐，虽然他本人就是。”……唐广隶无奈地表示，“圈内人谈话从不用这个词，我们做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已经‘脱敏’了。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

　　在我们能接触到的范围内，“同性恋”这个词语往往和色情、凶杀、艾滋病之类的黑灰色事件相连；影视作品里，同性恋者多以“娘娘腔”的形象生活在人们带有贬义的调侃中……如是种种，让中国的同性恋人群选择了“gay”和“拉拉”两个舶来语称呼自己。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同性恋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并不再将其列为心理障碍，但走出这一步在中国用了9年，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定为病态。但对同性恋不是病态的认可却只存在于专家、学者范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改变对同性恋暧昧的评价。

　　同性恋者正成为被敲诈对象

　　2003年5月10日，林林被公安人员传去的时候一脸茫然。

　　林林是某市疾控中心的医生，被带走的时候他刚从下面检查非典防治工作回来。“林林是同性恋者，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被别人咬出来以后，公安部门以流氓罪拘传了他。”张北川告诉我们林林被拘传的原因。

　　但林林大学毕业不久，拿不出5000元，经过一番谈判，价格从5000降到4000，再降到3000……

　　张北川说，同性恋者正在“成为被敲诈的对象”，“38%的同性恋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或处分，你说身为同性恋者有多痛苦？”张北川说。

　　“包括我的导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教授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被发现后，每次政治学习都被“批判”两个小时。我去看他时，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这一辈子做了些什么。’这个事件持续了五年，如果没有这些，他还能救治多少病人？”

　　生个孩子成了痛苦的决定

　　对于这个群体的感情生活，张北川说，同性感情和异性感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在一些相对宽松的城市里，或是相对宽松的小环境下，像夫妻一样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例子很多，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与我们没什么区别。但我所了解的更多是悲剧，同性恋者被逼与异性结婚，与逼迫异性恋者与同性结婚是一样的，夫妻两人都会感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

　　张北川随后讲了一件真实的故事：

　　一个男孩在十几岁时，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与常人有异，很孤独。偶然间，他发现班里的一个女孩也是一类人，渐渐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此后的数年里，家人、同学、朋友一直以为他们在谈恋爱。但两人到了三十多岁后，仍迟迟未谈婚约，家人渐渐觉察到了端倪。

　　在家人的逼迫下，两人不得不违心成婚，女孩本已有个固定的女伴，他们约定维系一场名义上的婚姻。婚后，他们和家长住在一起，家长除了常常到门外偷听外，还给他俩做了规定：晚上不许点灯，不许看电视，以逼迫两人同房。

　　两个人买了一张特大号的床，一人睡一边；晚上打开窗子，在月光下聊天、打扑克。

　　短暂的平静很快过去，家里人因此气得心脏病发、离家而去。“夫妻”俩思前想后，做了一个对两人来说“异常痛苦”的决定：生个孩子。

　　“幸运”的是，仅有的一次夫妻生活让两人有了孩子。但第二天清晨，女孩发现男孩的枕巾已经湿透。女孩也因此违背了约定，失去爱人……

　　“社会支持”的必要

　　7月25日，张北川给唐广隶留下一些钱———他们下半年的仅够印刷材料的一点活动经费———匆忙赶往机场。他要参加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关于艾滋病防治政策方面的高级会议。“我要把这段日子看到的一切反映出来。”张北川说。

　　“他们没有良好的‘社会支持’、他们被刁难和利用、他们被敲诈和恐吓。”张北川说，这就是他看到的一切，给同性恋者足够的“社会支持”，其实也是在维护整个社会的健康、安全和安定。关于这个问题，记者和张北川之间也曾有一段对话。

　　社会压力使同性感情很不稳定，而常换伴侣使染病机会增多

　　记者：作为一个必然存在的社会群体，他们最渴望什么？

　　张北川：平等。

　　记者：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北川：“社会支持”。

　　记者：如果没有“社会支持”会怎样？

　　张北川：先不谈道德，单从全社会的健康角度讲，同性恋是艾滋病、性病的高发人群，这一点，在目前不可否认。从性传播渠道来讲，没有不洁性行为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但一些同性恋者有多个性伴侣，他们感染的可能性就极大。

　　记者：您说的“社会支持”是指社会的教育和医疗援助吗？

　　张北川：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单这一部分我们做得也远远不够。一些同性恋者有多个性伴侣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社会压力，同性之间的感情很不稳定，这样，更换伴侣有时就在所难免；另外，有很多“隐形”的同性恋者，可能已经有家庭有事业，他们没有固定性伴侣，又无法摆脱这种性取向，可能通过一夜情或是找性工作者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我们不能用对或错来衡量这件事，一味地谴责只会使这些现象更隐蔽，更难掌握。

　　缺乏对这个群体的客观认识，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进程

　　记者：但是短时间内，让社会认同这种情感也是不现实的。

　　张北川：是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让更多人意识到歧视同性恋者将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如果用歧视把同性恋者逼向边缘，只可能导致仇恨与报复心理，个别同性恋者就扬言，一旦染上艾滋病就要传染给更多的人。近些年，只有在艾滋病日趋流行的时候，人们才想到这个人群，而缺乏对这个群体的客观认识，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进程。广州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艾滋病人各方面的支持一年要投入26万。

　　记者：那么我们目前能做些什么？

　　张北川：目前，我们只能做两件事：第一，也是最直接的，让他们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第二，帮助他们完成心理认同。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人们了解，同性恋不是一种病态，以减少外界带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和伤害。这几点如果做不到，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能够在长时间内维系同性感情的毕竟不多，一旦一个人患病，他的性伴侣、他的妻子甚至孩子都有可能患病。所以，给同性恋者足够的“社会支持”，是在维护整个社会的健康、安全、安定。

　　微弱的“社会支持”

　　张北川多次提及志愿者，“对于同性恋的艰难境遇，各地的志愿者们比我更了解情况，他们有的就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

　　“对于志愿者的作用，说白了现在防艾工作是在做‘资源’，而志愿者是和资源接触的惟一桥梁。”张北川说。

　　每年，国家都要搞一个在同性恋者中的HIV检测项目，要求根据城市规模，在重点城市进行150~200例检测，以制定相关政策。这时通常的做法是和同性恋志愿小组负责人联系，如果没有志愿者，他们根本没办法和这个群体联系。用一位负责人的话讲“他们连地方都找不到”。

　　去年在做这个项目时，在各地志愿小组的帮助下，西安一周检200多例，哈尔滨11天做了250例。

　　虽然做了很多事，但是，很少有志愿者会受到如同性恋志愿者这样的歧视和冷遇。

　　来自职能部门的轻慢

　　张北川讲了个例子：

　　某市的志愿者受一个职能部门委托，到同性恋酒吧派发安全套。当日，该市公安局到酒吧例行检查，志愿者派发安全套的行为受到质疑，并要求志愿者找该职能部门负责人证明此项活动的合法性，“谁也没想到，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竟然理都没理！”

　　需要的时候很和气，不需要的时候很冷漠。“一位志愿者小组负责人概括了小组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另一位城市的负责人则含蓄得多：“各自的诉求不一样，我们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事，他们可能只想完成任务，或者是如何漂漂亮亮地完成任务。”

　　“面对需要的时候才给你一些施舍，没有需要的时候从来不找你的情况，我们也很为难，如果不做，这个群体会失去一些机会，一旦做了，他又往往言而无信，并不兑现答应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一位志愿小组负责人表示。

　　资助、垫付的经费尴尬

　　困扰志愿小组的还有经费，常常会有志愿者小组组员为各种活动垫付资金的情况。

　　这次在四座城市进行的同性恋人群尿检，是由国家艾滋病首席科学家曾毅向世界艾滋病协会申请的项目，由张北川来执行。张北川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地的志愿者小组帮忙。张北川进行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以及各志愿者小组的活动，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英国的马丁基金会资助的，每年张北川将这笔为数不多的资金下发给各个志愿者小组，以使他们能够维持进行各项活动的最低开支。

　　唐广隶说，沈阳同性恋志愿者小组的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前两年是没有一分钱，他们现在的核心成员有10人，鼎盛的时候曾有100人在志愿者小组工作。

　　张北川说，目前同性恋和同性恋志愿者面临的境况大体相同，但不同城市之间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很支持本地同性恋志愿者的工作，但在大多数城市，同性恋者没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良好支持。

　　近几年，随着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的宽容，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略有好转，但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平等，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依旧是一种奢望。

　　(文中人物除张北川外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尹晓晖 段芳宇

　　记者手记

　　这次采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面对的最艰难的一次采访，这种艰难是无法言表的。

　　十天来，我们见到了一个又一个有故事的人，有的我们不能说，有的我们不想说。

　　我们想到了以往关注过的，一个又一个个体，我们为他们流泪，我们为他们寻求帮助。我们没有想到，在这个群体里同样有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个体，而他们的眼泪，我们从未见过；他们的声音，我们从未听过。

　　在他们已走过的或长或短的人生中，他们已经学会了忍耐、沉默和伪装。

　　我们力求用最客观的态度、最平实的语言，再现他们的真实状态。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让人们通过我们的文章了解到：他们的世界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中有学者、有白领、有商人、有文娱工作者、有下岗工人、有农民、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他们的圈子里有善良、有丑恶，有人情冷暖、有世态炎凉。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和外界共同编织的茧里，生活得异常艰难。

　　相关专题：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