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评论员 陈涛

　　在本文截稿时，中国队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22枚金牌，重新从美国手中夺过了金牌榜首的位置。最保守地估计， 中国队最终将撼无可撼地名列本届奥运会前三甲。而在奥运会开幕前，奥运会官员在回答记者时称，中国队的目标是“保持第 二集团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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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第二集团领先地位”这个措辞更早的时候出现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这个专为奥运会制定的《纲要》于 1995年由当时的国家体委颁布。《纲要》对奥运会的意义进行了一个经典的说明：“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振奋了 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中的“振奋了民族精神”是一个要点。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体育似乎成了最能凝聚民族感 情的一个东西。事实上，当年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就是在女排夺冠之后喊出来的一个口号。

　　通过体育比赛，我们把从1840年以来的耻辱史改写了。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你很难找到一个除了体育之外的东西 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诸如“击败”、“完胜”这些词汇。曾经遭受过几乎所有强国侵略和凌辱的中国发现，通过体育去战胜“ 敌人”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疗法”：当五星红旗盖过了太阳旗或者米字旗的时候，甲午海战、南京大屠杀或者鸦片战争的耻辱 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舒缓，“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体育是我们民族的阿司匹林。

　　而在20年前，我们奉行的还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个时代对体育价值 最好的诠释是著名的“乒乓外交”：体育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为外交做出重大贡献。而现在，我们甚至会因为体育而引发小小的 外交冲突，比如在前一段时间的亚洲杯事件。

　　过去20年，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在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之后，中国人迫切地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阿司匹林 ，而奥运会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阿司匹林。

　　只是，这是一个昂贵的阿司匹林。

　　我们很难从正规渠道获得中国投资体育的准确数据。但是，我们知道，就像军事上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一样， 体育上的花费也是惊人的。在上文提到的1995年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17000运动员、4 900专职教练员的奥运团队。这还只是金字塔顶的规模，事实上，全国各级的体校的专职人员有数十万人之多。

　　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还要有昂贵的体育设施(仅一个“鸟巢”就投资35亿)，每年中国投入到竞技体育上的经费 少说也有300亿。(有消息说，中央财政向体育的投入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 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 。这个数据不含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不含商业性的体育收入、体育彩票等收入。)

　　如果300亿是一个可靠的数据的话，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数亿农民一年上缴的农业税。我们不要奥运金牌而免去农民 的农业税如何？

　　以每所希望小学20万元计算的话，300亿大约可以建设150万个希望小学。我们不要奥运金牌而让中国不再有 失学儿童如何？

　　来论

　　学学朱启南的“玩”

　　耿银平(河南)

　　从央视的报道中了解到奥运冠军朱启南赛前“就像玩儿一样”的心态，觉得颇值得玩味。面对奥运这样的重大赛事， 这位19岁的小伙子竟然是一种“玩玩”的心态，乍一听似乎是不负责任，不够正经，可看他在赛场上的严肃认真，少年老成 ，就会发现“玩”只是调整心态、找到状态的一种方式。

　　也许正因为他将心态调整到了无欲无求的程度，将内心和外界的无形压力轻松化解——哪怕“输了也没有什么”，这 才促使他在赛场上高水平发挥，爆出冷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启南的成绩来自“即使是老将都讶异的‘玩’似的沉稳”。当 技术势均力敌，心理素质就是成败的关键。此次奥运会中国军团痛失数枚胜券在握的金牌，就跟心理素质不无关系，以至于“ 有些东西平时练得不错，但一到大赛就发挥不出来了，而且在大赛中的应变能力较差”。

　　太在意比赛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像朱启南那样，把结果看得淡一些，在过程中轻松一些，反倒“玩”出了金牌。 两相比较，我们的运动员应该作何取舍？

　　社工：以“情治”补充法治

　　萧剑(上海)

　　上期《外滩画报》对上海“社工”的报道，使这一源于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对我们来说还很新鲜的职业再次 进入百姓视野。事实表明，“社工”在我们这里同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社工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人性化服务，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有独特的作用。如果说政府职能是法治， 那么社工工作就是“情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凭一个“情”字在人性的荒寒地带春阳解东风化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无论多么坚硬，总还是有它柔软的部分；无论多么丑恶，总还是有它美善的一面。社工就是触摸柔软唤醒美善，用情染绿心 灵的荒漠。心在情的感召下，封闭者为之开启，坚硬者为之软化，冷漠者为之温热。

　　社工的“情治”是对政府法治的补充和辅助，在国外有承接政府职能的“第三种力量”之称。刑罚或强制戒毒，硬的 一手过后，歧视和自卑使这一人群处于社会的边缘。如何让边缘回归到主流，让消极转化为积极，是一道社会难题，而社工就 以软的一手迎难而上。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相比，一则以理一则以情，一则政治化一则人性化，社工可谓别开生面。

　　停购公车只是第一步

　　张贵峰(湖北)

　　上海市市长韩正近日表示，上海党政机关将在未来一年内停止购买新的公车，以缓解市中心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 。这无疑是一项好的政策：既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又可以节省公共开支。

　　但我认为，限制公车数量对交通压力的缓解作用终究是有限的。据报道，在北京的200万辆机动车中，只占总量3 6%的72万辆公车却占据着80%的道路资源，公车的平均使用率超过私车7倍以上，成为交通拥堵的主要“贡献”者。可 见，要考察车辆与道路的关系，不仅要看数量规模还要看其使用频率。这个结论对上海是有借鉴意义的。至于为什么公车的使 用程度会远远高于私车？答案再简单不过，公车的开支是“公家”埋单的，其使用情况又很难监督，于是公车私用、滥用现象 势难避免，在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交通状况的恶化。

　　因此，对公车数量进行控制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对公车的使用加以监控，譬如采用严格的用车登记制度；否 则，公车数量上虽较少，但出车频繁，从而达到数倍于私车的道路占用率，交通拥挤局面只怕依然难有改观。

　　规劝不如规范

　　张麦(四川)

　　鉴于当前名人、明星在医疗服务、药品及保健食品等广告中，以代言人身份为厂商做虚假宣传而误导消费者的现象日 益泛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于8月19日通过媒体公开发出《致社会名人、明星的一封公开信》，规劝名人明星，要珍惜作为 名人明星的荣誉和形象，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拒绝参与重金聘请的虚假广告和其他活动。

　　消协此举虽然用心良苦，却未免天真。那些做虚假广告的人士既然可以为了赚钱而信口雌黄，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和公信度欺骗消费者，又哪里还把公益、名誉和社会责任感放在心上？在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尚未建立的前提下，苦口婆心的 “规劝”只怕无济于事。

　　与其如此，还不如“规范”之。笔者认为，应将产品代言人纳入到广告法规、消费法规的管理条款中。如果名人明星 所代言的产品或服务项目因质量侵权被消费者投诉，他们同样也要担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同时对于那些有过虚假广告行为的代 言人，今后将限制其从事商业广告活动。

　　不宜给学生特殊待遇

　　邓清波(湖南)

　　铁道部门规定，在8月中下旬学生返校高峰期内，各火车站不得向学生签售无座车票，同时必须保证学生走得了、走 得好，及时顺利返校。铁道部门的用心无疑是良好的，表明了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但是，不向学生签售无座车票，并不意味着 不卖无座车票。如果无座车票照卖不误，就必然要卖给其他乘客。这就令人费解：为什么学生坐车必须有座位，而其他乘客就 应该为此“罚站”呢？显然有厚此薄彼之嫌。

　　我认为，不宜给予学子们特殊的待遇，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只是普通公民中的一员，在人格上并不比任何人优越， 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平等观念，并促使“象牙塔”内的他们了解社会而不是与之隔绝。从这个角度来讲，铁道部门 的这一“关怀之举”实非必要。

　　事实上，铁道部门应该进一步抓管理，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整体服务质量，为所有的乘客都提供满意的服务，而不能 随意牺牲一部分乘客的权益以满足另一部分乘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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