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讨薪者成讨薪名人 成立维权工作室帮助民工

　　10月25日晚7时多，刚一下车，孙武胜就被河南省电视台同行无意讲出的一则信息吸引住，1天前，因为欠薪问题，1000多名在豫打工的农民工无法回家，四处寻求讨要工资。“或许我能给他们提供些思路”，孙武胜电话约请来《大河报》记者，表示想以公开信的方式帮助这些农民工。

　　在孙写就的“致河南省进城务工兄弟的一封信”中，记者留意到这样的表述：我和 大家一样，也是打工者，因讨不到工钱几年不敢回家，儿子曾被讨工钱者绑架，逼迫无奈，就自学法律终于在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打官司将所有欠款讨回，之后有了解我的人聘我打官司讨工钱，媒体将此事报道后，更多人找到我让我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这也是我这次来河南的原因，接受省电视台采访，为的是让更多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人找到追讨欠薪的方法。

　　当地《大河报》也对这位荣登过央视的陕籍讨薪代言人表示出极大兴趣，“这封公开信我们会在报上予以公开发表，同时也要约请孙武胜来报社接听读者热线”，昨天上午前来采访孙武胜的该报热线新闻部黄姓记者表述。

　　记者了解到，此次《沟通无限》栏目采访孙武胜节目，将于下周六晚9时37分在河南卫视播出。今天上午，孙将受邀前往《大河报》接听河南读者热线。

　　求助民工络绎不绝

　　孙武胜，一个默默无闻的讨薪者，一夜之间成了闻名遐迩的讨薪英雄，继而，他的名字出现在文头不一的法律文书上，身份是“公民代理”。他的手机也成了热线，求助打官司讨薪的民工络绎不绝。在孙武胜的记忆里，仅去年12月，减去在北京、南京等地录制节目的7天时间，光接听电话2058个。

　　“我本人就是欠薪的受害者，早在2000年，因为承包商拖欠工资，我所负责的包工队中两名蓝田民工绑架我儿子要求还薪，有过这样的经历让自己比一般人更懂得农民工的苦处。”孙武胜为农民工讨薪更显出专业性和其特有的农民工情结。

　　今年6月中旬，甘肃省甘谷县两位农民专程来西安找孙武胜求助，两人错把富平听成扶风，先找到扶风县，又摸到孙武胜在富平的老家，辗转才敲开孙在西安八里村的房门。此前，两人曾召集400多名农民工给甘肃公路工程局修建起四架桥，桥竣工了，欠下的300多万元劳务费却没有兑现。因为地方保护过于严重，农民工在当地找不到肯说理的律师，这时想到上过电视的孙武胜。“我没法推辞，这是他们给予我的信任，7月初，孙前往兰州市调查取证，由于民工拿不出诉讼费，目前暂时没有立案。当地法院不像西安这边可以缓交诉讼费。”孙武胜说，等农民工们筹集齐诉讼费，他会再赴兰州。

　　类似个案在孙武胜的讨薪经历中已很平常，今年7月8日，甘肃一位讨8年沦为乞丐的六旬老汉找到他，一见面就下跪，让孙帮助其讨工钱。困窘的老汉两天没有吃饭，孙让人买来两元钱的油饼，又拿出30元钱给其吃饭用，并一再承诺为老汉提供援助。

　　“从内心讲，我很感谢《三秦都市报》，是你们把我推向了社会最前沿，孙武胜坦言，媒体的介入，使更多处于弱势的人群将他视为讨要公道的代言人和希望。

　　“我只是一个初中学历的人，可是在研究案子时，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毕竟经过的事情多。”在孙武胜看来，先抛开媒体推波助澜作用不提，他有这样的业绩，缘于他对法律的悟性和对农民工讨薪难现象的熟知。

　　成立维权工作室

　　和一年前相比，眼前的孙武胜明显变了样，脸上多了些红润，“好多熟人都说我胖了”。谈到变化，孙武胜直言不讳，官司打赢了，很多当事人都会以请吃饭作为答谢，伙食是比从前好了许多，同时对方由衷的谢意也是对自己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心情上也轻松愉悦，“我虽然不是正式律师，但是通过自学法律同样能够在法庭上保护打工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5月1日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成立，挂靠在西安天宇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名下。

　　孙武胜工作室现有6名工作人员，除过孙本人，其他人员都有过在政法学院深造的教育背景，其中一位刘姓教师还是西北政法学院的在职教师。工作室也是按劳取酬，依照个人工作量，领取500到800元不等的工资，“5月份在给这些大学生发工资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不知是喜还是悲，过去干包工头时，是给来自山区目不识丁的农民发工资，那些人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这种差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孙武胜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他对工作室氛围的满意，“简单案子大家分工受理，遇到复杂案子一起来探讨，商量对策，这是从前我个人讨薪时不曾有过的，特别是那位刘姓教师不收分文酬劳，更是对我所从事事业的精神支持。”

　　个人力量远远不够

　　位于西安南梢门的孙武胜工作室，面积有18平方米，每月房租连同缴纳天宇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的管理费用总共2000元。前期投资2500余元置办桌椅、打印机外，孙还借来一台旧式计算机。

　　“开办工作室目前还算是‘保密状态’，暂时不愿意让媒体报道，因为人手少，力量薄弱，如果一旦大规模告知，恐怕连睡觉的时间都不会有，其实牌匾也都做好了，只是没往外挂。”孙武胜所指原因其实是经费困难，从工作室成立至今，他已经有3个月没有交房费，外欠两个月的管理费，工作人员9月份工资也没有如期发放。帮助很多人讨要欠薪，往往要从一审延续到二审开庭，再到执行，前后跨度少说也有五六个月，只收取五六百元服务费，即便标的在50多万元的官司也不过收取1000元服务费，而正规律师至少要收取2万元代理费。”孙武胜拿出先期设计好的名片式样给记者看，其后印有这样一行字：“为劳动者抱不平，为打工者讨血汗”，这是孙始终坚持不曾动摇的本意。

　　攀谈中，孙武胜陈述了他的两难，“找上门求助的都是弱者，我自己也是从困难中过来的，知道他们的疾苦，能不收钱就免除费用，可是上门者众多，长此以往，经济上很难维持，工作室也有关门歇业的可能。从另一个层面讲，我经历过许多讨薪官司，对各个环节十分熟悉，而我能够有今天也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孙武胜说，困在两难中，他也没有完全想好今后的路该怎样走才能既利于讨薪事业发展，又不致因为窘迫而关门歇业。

　　孙武胜最后说，理想的状态是得到政府的实际支持，成立一个诸如农民工协会这样的专门机构，帮助和指导农民工维权。“现实地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群体，居住疏散，流动性大，政府部门管理较难，如果有专门机构来协调，不但农民工权益有了保障，也会从根本上改善社会大环境，有助于社会稳定，毕竟这是一个大工程，仅凭个人力量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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