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研究生放弃学业创办河南艾滋孤儿救助学校

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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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龙网记者蒲红果报道］同中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交往长达4年、深入各地了解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无私帮助来自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义务为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医院和药厂、为艾滋病孤儿创办救助学校、呼吁社会给予救助……

　　近日， 无私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志愿者、为了艾滋孤儿放弃苦读7年的太阳物理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李丹，接受了千龙网记者的专访，向记者敞开了他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赤子 心扉。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在评价李丹时说，“让一个孩子承担如此重任，有些残酷。”

　　放弃大学学业当上了20个孩子的校长

　　一名优秀的律师因感染艾滋病而被老板开除，他决意起诉这种歧视。经过艰难的抗争，律师最终得到了胜诉通知，同时也永远合上了疲劳的双眼。

　　“但很多HIV感染者因此重获平等和尊重……”李丹说，他真正开始关注艾滋病是受《费城故事》这部电影的启发，从此，“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

　　“2001年，报纸上首次登出‘河南艾滋村’，让人难以置信，这年暑假，我约了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和一个记者朋友前去调查，一个星期我们走访了河南三个县，每个县都发现艾滋村。”李丹说，这是他第一次去河南。

　　后来，李丹和许多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成了朋友，他无私地帮助他们。“但是，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满脸是泪。”李丹说着，双眼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忧伤，他的梦里常会浮现：每一次回到村里，总会少了一位朋友，多了一个墓碑……

　　而李丹的心里更为担心的，是那些失去双亲的孤儿。“从1997年双庙村死了第一个卖血感染者起，已有近200名村民命赴黄泉，死了单亲、双亲的艾滋遗孤上百；而且又有700多名村民被划进‘黑名单’，按照艾滋病发作周期，估计三五年内将陆续死亡，艾滋遗孤将达到至少800名。”李丹表示。

　　李丹曾一次性给某艾滋村的20个孤儿3000元的学费，然后每月寄去生活费1000元，但这毕竟不可能支撑很久。何况大多孤儿失去父母，被人歧视，有的自闭抑郁，有的则谎话连篇。李丹意识到，仅仅靠物质资助，会让无邪的童心变得懒惰和贪婪。

　　2003年7月毕业后，李丹毅然放弃了七年的专业，10月24日，在离双庙村一百多公里的河南商丘市区的一座寺院里，利用几间闲置的旧房，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起初的20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是李丹和同事分四批从双庙村接过来的艾滋遗孤，李丹自然也就成为20个孩子的校长。

　　艰难处境让艾滋病村民无力拉扯孩子

　　“东珍艾滋孤儿学校”开学后不久，2003年11月28日凌晨两点一刻，李丹到达河南商丘，在火车站地上铺上报纸一觉睡到五六点，然后去汽车站买了去柘城的长途汽车票，到了柘城县，再坐20分钟的“摩的”来到双庙村。

　　“就是这个共有三个自然村3000多人的双庙村，1992年到1995年被卷入疯狂的卖血浪潮，孤儿自然就多起来。在艾滋病人死亡背后，每对夫妻会留下1~3名孤儿。父母离世造成的经济困难和情感缺失，使这些孩子的生活大多没有着落，更谈不上接受教育。”李丹说，当时去双庙村，就是准备再接10来个孤儿入校。

　　好不容易到了双庙村，李丹进的第一户人家，女主人叫王玉莲，他们夫妇都是艾滋病感染者，现在也只能在家苦苦度日，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他们都在服用国家下发的药品，有去羟基苷散、萘拉韦平片、克度齐多夫定片等，尽管还有一个叫肝精补血素的口服液是治疗肝脏不适的，但由于那些药物的副作用(主要是对肝脏)太大，他们也就没有按时定量地吃。原则上每个月应去做一次常规检查，但由于每次六七十元钱的检查费用要由自己出，时间一长难以支付，也就没有经常去检查了。

　　李丹看到，王玉莲家里除了一台长虹彩电外，什么象样的东西也没有了，然而，据村民王阳学说，王玉莲几年前的家可不是这样。当初卖血积累了些经济基础，再搞些副业，外出打工，致了富，还买了辆桑塔纳轿车。不过，现在她家的景况落魄，车也没了。

　　李丹说，出去打过工的村民告诉他，大城市比如广州、深圳，那里的工厂如果知道谁是双庙的，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毫不犹豫地一律赶走。王玉莲就是这样回来的，她才不到四十岁，当年就在她一切入职手续差不多都办妥了的时候，厂里得知了她的“来历”，便让她卷铺盖回了家，从此家境一蹶不振。

　　“现在的艾滋病村，都已经被人为的打上了烙印，不管你是谁，只要与这里扯上瓜葛，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人们总是在心里恐惧：双庙？双庙！整个河南，整个中国，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双庙呢?”李丹表示，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让这些村里的爱滋病感染者生存异常艰难，对自己的孩子自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顾及了。

　　后来，王玉莲的孩子进了李丹创办的“东珍艾滋孤儿学校”，成为这个学校20名艾滋孤儿之一，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商丘市双庙村，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

　　艾滋孤儿学校意外陷入人道主义困境

　　遗憾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今年3月17日，李丹为艾滋病孤儿创办的“东珍艾滋孤儿学校”，被当地有关部门以“无任何合法办学手续”勒令关闭，只存在了不到五个月。

　　现在河南大概有20家由政府办的艾滋孤儿院，最多能容纳2000人左右，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像我们收养的这些孩子，在我们的学校被关闭以后，也基本上挤不进‘阳光家园’。”

　　李丹告诉记者，“东珍学校”是艾滋孤儿救助项目，他曾和商丘市民政局达成初步协议，利用美国一家基金会的投资，在商丘建一所河南最好的艾滋孤儿院。后来，商丘民政局提出，财务必须由政府掌控，此举遭到美方拒绝。

　　然而，按照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但河南的民间艾滋孤儿救助组织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与政府脱离之路。许多类似“东珍学校”的救助机构和模式，由于这个体制的障碍，都只能得到同样的结局。

　　尽管26岁的李丹为拯救已被关闭的“东珍艾滋孤儿学校”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但是，还是在现实社会坚硬的壁障面前深深陷入困境。他的父亲对他无法理解，女友说他是“堂·吉诃德”……不过，他没有放弃，他正考虑在外省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继续这个工作。今年“六一”儿童节，在李丹等人的帮助下，柘城双庙村10余名艾滋孤儿还来到北京，登上了长城。

　　学会自我救助是对感染者最好的帮助

　　中国疾病防治控制中心的专家曾预测，如果艾滋病以目前流行状况和每年的增长趋势持续增长，到2010年时，我国的艾滋病孤儿可能会增长到26万左右。虽然绝对数字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比起来微不足道，但专家认为，在受艾滋病影响比较严重的个别地区，“艾滋孤儿”已成为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进行的一项对我国部分地区艾滋病孤儿(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因艾滋病去世所遗留的儿童)现状的调查显示，我国部分地区艾滋病孤儿生存状况窘迫。

　　去年10月，河南睢县农民张建启背着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8岁女儿张夏青来北京找到李丹，在他的奔走呼吁和帮助下，小夏青的遭遇引起众多媒体的重视，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小夏青住进了医院，接受了最先进的“鸡尾酒疗法”，这让李丹十分欣慰，他的努力毕竟有了结果。但以后的治疗仍需要高额医药费、住院费，这让李丹十分头疼。

　　同时，不断有来自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找李丹求助，李丹积极为他们联系医院、药厂以期获得免费的治疗，并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全社会给予关注。

　　“让他们学会自我救助是对感染者最好的帮助。”李丹认为，仅靠有限的媒体关注、社会捐款，不过是杯水车薪，应该改变他们被动接受社会救助的依赖思想，主动去维护、争取自己的权利。

　　艾滋病是人类在新时代面对的共同灾难，“艾滋孤儿”这一并非为中国独有的社会问题，早已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政府重视、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管理艾滋病的局面。李丹和他的朋友们正努力筹建一个关注艾滋病问题、关爱艾滋病人的民间组织，他希望这个组织能够配合国家解决艾滋病难题，他说他要把关爱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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