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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鱼和仙人球》与哈萨克族民歌旋律雷同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10:42 新周报

  孙悦新歌是抄袭还是模仿

  《新周报》驻上海记者杨林

  就读于上海某大学的哈萨克族女孩古丽,最近有点不开心,因为她发现伴随她成长的哈萨克族民歌《AyAyBopem 》,竟然被“改头换面”成了流行歌曲,更为关键的是,这首歌
曲并没有标明改编自哈萨克民歌,而是署着其他作曲人的名字 。

  哈族乐迷的抄袭指责

  古丽并不是惟一为此事疑惑的人,在一个哈萨克大学生联盟的网站上,有多名网友对此事进行了讨论,而他们所称的 这首“抄袭歌曲”,是著名歌手孙悦新专辑《她和她们》中的《热带鱼和仙人球》。

  “哈狼在线”音乐网站的站长艾澜告诉记者,《热带鱼和仙人球》与著名哈萨克族的民歌《AyAyBopem》之 间有70%以上的旋律雷同,遗憾的是作曲家的名字写的是董赫男,“如果说是抄袭哪个不出名的哈萨克族作曲家的作品,没 有证据可说,算作曲家倒霉,但是这是首家喻户晓的哈萨克民间歌曲,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气愤。”

  和艾澜一样,该网站上还有不少网友的留言也异常激愤,有人甚至扬言要起诉孙悦所在的天中文化公司。在艾澜的帮 助下,记者找到了《AyAyBopem》和孙悦官方网站上所提供的《热带鱼和仙人球》这两首歌。为了得到较为权威的证 实,记者请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托汉对比这两首歌曲进行了聆听,托汉的判断是,两首歌曲主歌部分旋律 几乎相同,基本可以认定《热带鱼和仙人球》乃“抄袭”《AyAyBopem》的作品。

  据托汉介绍,《AyAyBopem》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流传于哈萨克族牧民中的一首爱情歌曲,歌名的意 思是“我的小宝贝”,描述的是19世纪战争年代,一对恋人分开之后,互诉衷肠,希望能够再次见面的一个凄美爱情故事。

  《音乐周刊》杂志主笔科尔沁夫告诉记者,按照国外的惯例,判断一首歌曲是否抄袭另一首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 旋律上有无8个小节以上雷同,而《热带鱼与仙人球》的主歌部分已经超过了8个小节与《AyAyBopem》雷同。

  托汉教授也指出,除了对乐句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外,更为重要的是歌曲整体风格是否相似。新疆艺术研究所周吉研究 员仅听过一遍《热带鱼和仙人球》后,就认为“虽然该歌曲用了较为时尚的电子节奏,但这首歌曲的哈萨克风格是很明显的。 ”

  制作方说抄袭有些武断

  作为孙悦唱片的制作方——天中文化公司对抄袭一说进行了否认,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个模仿行为。天中文化企宣部的 燕子女士这样对记者说,“现在连刀郎的歌曲都是对新疆民歌的改编,我们为什么不能模仿呢?”

  遗憾的是,直到记者截稿时为止,按照天中公司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仍未能找到董赫男的踪迹。天中文化企宣部的 解释是,“他的工作时间和常人不一样,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TOM网站音乐频道资深编辑贺愉,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说到:“感觉不像是一种作曲上的巧合,因为两首歌前面 乐句基本一样,中间有改变,后半段又是雷同。但如果说作曲家纯粹抄袭也过于武断。因为作曲人平时要听大量不同的音乐, 或许平时对中亚民歌关注较多,在混沌的创作状态中错把民歌旋律当成了自己的灵感。”

  事实上,即使是国际乐坛对中亚、阿拉伯以及南美民族音乐的模仿也是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而在内地流行乐坛,今年 刀郎、西域刀郎的流行也证明了新疆风的莫大魅力。

  从音乐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流行音乐本身也是起源于民歌,国外研究流行音乐的专家也指出,流行音乐本质上是对 传统民歌的模仿。模仿是需要的,但模仿与抄袭之间还是有界限的。台湾著名音乐人黄国伦曾说过:“当您听到一首不错的音 乐,你会因为它的节奏风格或者调性而产生创作的灵感,因为这样而创作出来的作品,称作‘模仿’;若您因为听到一首好听 的音乐,而借用它的和声进行、乐句段落、其它的音乐素材等等,而改其中的某些音,因而称作是自己的作品,这样算是‘抄 袭’!”

  抄袭与模仿难断的纠纷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玉瑞律师对记者说,“根据我国司法实践,认定抄袭一般来说应当遵循两个标准: 第一,被抄袭的作品是否依法受《著作权法》保护;第二,抄袭者使用他人作品是否超出了“适当引用”的范围。即使董赫男 和天中文化的行为完全符合第二条准则,但《AyAyBopem》是首已经有近200年历史的民间歌曲,不仅版权保护早 已过期,而且找不到具体的作曲人,版权权利人的缺失是很难在法律上追究责任的。因此,董赫男即使真的属于抄袭,也只能 在职业道德上加以指责。”

  资深音乐人祝小民告诉记者,“其实对民歌借鉴和模仿很早以来就是个问题,比如王洛宾对《达阪城的姑娘》进行了 改编,但到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是流传已久的民间歌曲呢?还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虽署名词曲雷振邦,其实它也有 其原始民歌版本。所以,即使是对民族歌曲的改编,也应该标明来源为好,这是个起码的艺术品德。”

  按照乐评人孙孟晋的话来讲,董赫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内地流行乐坛中真正的“猫腻”行为实际上是广为存在 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士告诉记者,为了不让抄袭行为被发现,不少表面上风光的大歌星,经常会请人到海关罚没的 “打口CD”中,选取没有名气歌星的作品进行“克隆”,通常的做法是将歌曲的和声部分完全套用,再重新编曲“掩人耳目 ”。

  对于流行音乐圈内抄袭现象的成因,孙孟晋说,“除了职业道德的缺乏外,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充满 着垄断,某些名人垄断着作曲的饭碗,一些作曲人一晚上写几首歌是很正常的事,逼得急了便抄抄了事。”而贺愉的看法则是 ,在高度商业化且模仿港台流行音乐生产方式中,旋律早已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在普遍浮躁的创作心态下,不仅会磨灭 作曲人的灵感,也很容易会诞生粗制滥造甚至抄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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