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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人包养二奶 记者探访深圳二奶村(3)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3日21:32 新民周刊
  男人女人们,警惕啊

  今年年初,涂俏回到这个住过60天的村子,当年认得的二奶全已不在。“风流”云散,新来的同性面孔的表情,又都是那样的戒备,于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结局,尽管是最近的“下一个去处”的结局,也都不得而知。

  我的眼前,140多栋七、八层楼的私房,依旧在出租。房主“百分百”请人代为收租。这个替人收租的人就成了二房东。“百分百二房东”收租的考虑大抵是,港人包养二奶本属非法,“中间人”可保证房租真金白银一文不少,遇事又可推脱非房主所为。“有事”没事,真正获利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一般而言,二房东都是外乡人。房子要3个月至6个月起租,头一个月付一押二。港人失踪的二奶,熬到无可再熬的地步,往往是将房中的东西全部抵押给房东,自己被扫地出门。

  我和涂俏走到她曾经住过的房前,铁门紧锁。门上贴张白纸,上面写着:通知:请××6、××1、××6、××5、××3住户速到水电部交清水电费,多谢合作。水电部2004、11、26。涂俏解释,这就是说,这些房子的香港男人已经有日子没有来付钱了,而二奶自己是不会来付这个水电费的。

  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香港受到影响。“包二奶”现象开始出现变化。

  转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粤语:跳水)暴跌相对于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是五、六年的“盛况”,如今已经风光不在。多数二奶身价大跌,自然村租住的二奶人数大幅减少,租客比往年减少了至少两成以上。今年(2004年)春节返乡之后,很多二奶竟没有回来。

  转型之二:“终身制”改为“分段制”

  一位被港人先后包过四次的二奶告诉记者,如今港人包养二奶已经没有“良心”,因为经济不景气,她们不再考虑二奶的“终身制”,只顾眼前快乐,改为“月租制”或“半月制”。港人已打破包养二奶的基本程序,不再租房,不再买电器和家具,只身上门,每月扔下一、二千元。

  转型之三:“金屋藏娇”变成“打边炉”

  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娇”的港人几乎已绝迹,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选择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或者干脆合租一室一厅,这样一来,每月可节省一大笔开支。他们每人每月交房租只需花费400元左右,加上给二奶的生活费用,绝不会超过1500元。

  转型之四:陪吃陪睡双料保姆浮出水面部分港人在深圳购置房产,雇佣双料保姆,保姆不仅要为主人煮饭、洗衣,还要提供按摩、陪吃、陪睡之类服务,一个月来四次,费用约600元。

  深港两地,由大婆与二奶构成的纠纷或“重婚罪”官司,此起彼伏。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透露,2002年全年审结因包二奶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多达42000件,有47人因涉及包二奶行为构成重婚罪被处罚。

  涂俏在海湾村时,两位供职于计划生育部门的干部,悄悄地到村里探望她。涂俏了解到,计生部门人员也曾经“前来”海湾村,但“上门调查询问、指导、教育、帮助”,是不可能的。据推算,港人与二奶生育的后代,即出生时父或母居港满七年的非登记婚姻生子女,已为两位数的“万人”。因无户籍,就学即属“高消费”。

  那些“黑户口”私生子,和她们(指已经成为母亲的二奶们)一样,命运令人堪忧,前程令人惶恐。特别不容忽视的是,这批私生子在深港两地不具有合法地位,积以时日,他们的存在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二天采访,拉着我再访海湾村的那个湖南司机说,这个口岸,每天轰轰隆隆的,香港有大约10万个货柜车司机,在循环往复;要说在深圳包了二奶的,当然也是很少数,“但是从一个村子来看,二奶可就多了。”湖南司机住在海湾村旁边的村子,原本也是个二奶村。如今,二奶还是有,他说:今年深圳、东莞缺30万劳动力,还到我们湖南老家去招人,但招不满。“为什么?就是工资太低,没有吸引力。老家还是有人出来的,女孩子当二奶,总比打工拿的钱多。”

  我再问他,为什么进那个二奶村那么困难,警卫看得那么“死”?湖南司机回答:警卫也算个好职业,要忠于职守啦;警卫看得不“死”,有人会“死”,一直有香港大婆雇人到深圳来打探自己男人的行踪的,“要出人命的啦!”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在法律的层面上终结了漫长而丑恶的纳妾陋俗。

  几十年之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所幸的是,泛起的沉渣没有拥塞现实的婚姻主流航道,复燃的几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势。只是,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旦无视甚至放纵纳妾现象,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警惕啊,男人们女人们!

  相关链接 睁大自己的眼睛

  撰稿/陆幸生(记者)

  涂俏非常客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这天是感恩节,从香港到深圳过关的人多,时间长,所以接机来晚了。涂俏“祖籍”江西,父母都是60年代大学生,父亲曾为江西省级文学杂志社的主编,对于或满目烂漫或遍布阴霾的“山高谷深”的众生故事和心态,涂俏从阅读开始,也当然地诞生了自己记录它们的念头。涂俏工作的第一个报纸,是当地的“新生报”,公安系统办给犯人看的“教育型媒体”。

  涂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在报纸做编辑。她三叔来到深圳打工,她陪同叔叔找住处,随着时间的长度,必须逐步降低的住宿费用,使得涂俏“看到”了深圳的“十元店”。也就是一套住宅,三房一厅或两房一厅的,分别挂着男宾部和女宾部的牌子,一个房间里住上十几个人。一个门里住了40多个人。几个月、半年,以至几年,直至住店的人找到工作,离去。一天的房费是十元,也供饭,三元一客,一天的“进口费用”是九元。一个来到深圳的谋生者,最低开销就是这个19元。然而,最低的生存开销,也挡不住人生所有情节在十元店的发生和蔓延。

  涂俏叔叔住进去了,涂俏也住进去“体验”生活,从而写出“十元店”记事。在十元店,涂俏结识了一位在十元店住了十年的年轻人,了解到诸如此类赤手空拳的年轻人,在深圳用怎样的方式“活了下来”。略有积蓄,这位年轻人买了一辆自行车,由此得到一个高贵的绰号: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已有经济能力住到好一点的地方去,然而,“熟悉”和“热闹”,使他“不离不弃”。

  父辈给予的探究命运底里的传统动力,亲身经历的百姓生存现状的追寻目击,涂俏准确、快速地记录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涂俏拉过保险,当过“婚托”,也扮演过在餐厅内的啤酒女郎,更追踪过神秘“医托”。作家梁晓生为涂俏的《生存体会》作序:“在国外‘隐性采访’是一件冒险的事,记者们隐了记者身份,深入到乞丐群落、贩毒集团、黑社会帮派中去,逼近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做非常详实的报道。此类报道对‘内幕’的显示是以大量细节来印证的,并且那些细节是绝对不可能凭想象‘创造’出来的。 在涂俏的这些‘隐性采访’报道中,她的有些经历无疑是有风险性的。她的这本书有广度。有呈现中国当代社会灰色层面人群状态的广度。它是敏感的。也是需要胆识的。”

  回到上海,写成稿件,我用电子邮件发过去。随后按照深圳的号码打电话“跟过去”。涂俏回答,我恰恰在关卡的门口,就要“过去了”,否则你就要打香港的号码了。

  涂俏现在是在香港和深圳的过道上。随后,她马上又要进入香港“打工”。采访途中,她跟我讲话,经常会“在香港这事情是这样看的呀”,“在深圳这个事情是这样看的呀”。两地的“价格高低”,景观差异,酿造着涂俏的思绪冲撞和文字“迷惘”。

  有人形容,报告文学“过于突兀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描写,让人感到沉重。只是,真实从来沉重。明确这份沉重的来历,我们方有卸下这份重负的可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睁大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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