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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累 加入砍手党进黑社会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0日09:18 南方都市报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
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

  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

  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记者手记

  “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事件,令人震惊又发人深思。而当媒体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竟然来自同一个贫困的广西村庄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即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社会学成因。

  下这个决心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据我当时推测,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社会,甚至带来人身危险。一直到我抵达这个村庄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想错了。

  上映乡温江村人,热情好客,不欺生人,从村到全县治安也都不错,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甚至,那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孝敬父老、种田挖矿,呈现出明显分裂的行为特征。那么,是什么使这群成长于淳朴之地的年轻人,到了城市后却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人们诉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过于因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手头掌握资料的20名温江村抢劫者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

  与生存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逐渐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观念。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对此现象,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有过评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地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读完初中,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傅剑锋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陈以怀(除署名外) 制图/赖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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