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打工累 加入砍手党进黑社会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

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

　　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

　　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记者手记

　　“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事件，令人震惊又发人深思。而当媒体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竟然来自同一个贫困的广西村庄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即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社会学成因。

　　下这个决心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据我当时推测，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社会，甚至带来人身危险。一直到我抵达这个村庄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想错了。

　　上映乡温江村人，热情好客，不欺生人，从村到全县治安也都不错，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甚至，那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孝敬父老、种田挖矿，呈现出明显分裂的行为特征。那么，是什么使这群成长于淳朴之地的年轻人，到了城市后却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人们诉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过于因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手头掌握资料的20名温江村抢劫者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

　　与生存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逐渐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观念。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对此现象，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有过评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地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读完初中，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傅剑锋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陈以怀(除署名外) 制图／赖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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