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是哪里人？”据悉，由于缺少对城市的认同感以及与城市孩子极少交往，目前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存在着这样的困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及《新京报》进行的调查均表明：大多数民工子女对于所在城市具有陌生感，缺乏自己已经融入其中的认同，虽然他们可能出生以来的主要生活时间都是在这个城市。
笔者觉得，不认同所在城市并没有什么可怕，但可怕的是与这种心理状态伴生的情
绪：据调查，很多民工子女有一种被歧视的恐惧。而且，这种歧视也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使本地学生经常会从他们身上寻找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于是民工子女的“眼神里大多数是羞怯的、躲闪的、封闭的”。故此，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不愿意去公立学校就读，而宁肯选择条件相对差一些的民工子弟学校。应该说，这种恐惧，对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而言，是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扰和压力。他们正在成长的心灵是敏感而脆弱的，但当他们打量世界的稚嫩目光，遭遇的尽是高傲、轻蔑和不信任，心灵中将被投下怎样的阴影？在这种阴霾的气氛下，他们能否习得健康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呢？
这是让人忧虑和担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新近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称，目前我国农民工已达2.1亿之众，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社会阶层。但是，假如农民工子女的这种心态持续下去，势必将会产生一个生活在城市却不认可城市，充满不公之感，既无从寻找自尊又无从释放自卑的庞大社会群体。这样的社会群体，会对现有秩序潜藏着怎样的冲击力？
于是，一个急迫的、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种有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负面情绪不发生、或平息在萌芽状态，从而维持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该问题其实是对公共政策的严峻考验。笔者认为，该问题的深层次关键，是利益分配的政策和现实的弊端。这不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长期存在不公，优势阶层对劣势阶层的歧视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因此，在不改变现时分配办法的情况下，试图靠某种道德倡议让城市的人们发生悲悯情怀，从而献出一定的爱心，或许能让裂缝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只怕很难真正调整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利益的均衡才能达成目光的平等。社会各群体之间互相尊重权利，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利益的均衡要靠政策来保障，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美满的公民社会。说到这里，我想再强调说明一点：公民社会的要旨，在于多数人充满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公共事务勇于担承义务；而责任心来自于归属感，来自于对社会的热情，所以不应存在太多自感无“根”、自感权利单薄、自感受到歧视的人们。
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存在多元的价值，可以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但不应该充满敌对、蔑视的情绪，即便博爱是奢侈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敌对、蔑视情绪，将是社会的不可承受之痒、之痛。从这个意义上看，消除农民工子女“被歧视的恐惧”，其意义可谓荦荦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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