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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反映本村历史(图)(3)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9日02:57 南方都市报

  记者手记

  一场“农民的文艺复兴”?

  当李玟、尊龙等明星演绎一个乡村拍武侠片的真实故事时,尽管大家都说他们演得不像,但还是记住了“自娱自乐”这四个字。除了我们所关注的河南许昌兴源铺村和山东宁津孟金寺村,据媒体的报道,还有一些村落在拍电视剧或者电视片。他们都说自己是“自娱自乐”。

  贫穷、沉默的中国农民形象,正在现实中发生着改变。在兴源铺村拍摄现场,我想起《自娱自乐》众多影评中的这句话:从来没见过如此轻松的农民。

  这种轻松无疑源自经济上的逐步自足。农民拍摄电视剧,拍自己的发展史,我们会看到三个层面的意义:自娱自乐是一种;弥补历史是一种。这第二种,有学者这样描述:多少年来,我们的民间叙事和历史记忆显得那么单调,那么千篇一律。只有宏大叙事而缺少具体细节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容易把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简单化的后果,会使社会进步失去参照,使民族思维出现退化。

  还有第三种,专家解读为群体意识或曰阶层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当农民这个阶层,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说法,在经济上有了发言权之后,他们开始谋求在文化上的一席之地,以期形成本阶层的可标识的文化氛围。所以也有人将他们的拍摄行为称作“农民的文艺复兴”。

  这也许正是农民文化带头人反复强调自己农民身份的意图所在。

  与民俗学博士对话:

  农民拍电视:一个底层群体的自觉表白

  从口头传承到DV记录 民众文化在富裕的基础上,有了自觉的意识

  记者:中国的文化史分成怎样的层面?农民在中国的文化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浩(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过去的文化分为制度层面的文人文化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民众文化与文人文化不太一样,文人文化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由于整个古代社会当中,处在社会下层的民众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掌握文字,所以民众文化的传播主要采取口头传承或是行为方式。

  记者:底层民众在掌握了文字后,对文化的追求会否有一种自觉?

  李浩:现在社会条件有了改进,农村人也掌握了文字,他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写下自己的生存感受。现代社会的有些技术也可以为其所用,比如DV机,他可以拍电影。这个转变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富裕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他有了自觉的意识,过去民众对文化的传播可能出自于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出于一种惯性。

  从内在来改造追溯村落的历史,营造村落中的文化氛围

  记者:在采访中我注意到,赵兰卿和刘祺云都着意强调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李浩:这种强调暗示了他对本阶层的一种认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经济地位的提高,农民也有自己的阶层意识,或者叫群体意识。这一点过去大家可能都不愿意承认。在我们现实政治社会当中,给人们划定身份性的标志还是比较多的,城里人啊,乡下人啊。随着农民群体意识的出现,他也希望营造村落当中的文化氛围。生活在城市当中,最大的好处就是享受文化教育和文化氛围。在乡村当中,如果他没能够离开乡村,不能够脱离乡村,一部分走在前面的人,接触外界多的人,会想方设法改造农村。这种现象在农村已经很多了,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即农民企业家,会把自己所在的村落改造成小乡镇。这是从外在方面来改造。还有一种是从内在来改造,这就是从文化上。这种改造有物质层面上的,如建设文化设施,深层次的则是对自己村落的来源,对自己文化的来源有一个交待。毕竟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具有悠久的历史那才是一个村落的荣耀,才有文化感。

  孟金寺村是一个单姓村,是一个宗族村。这就使其拍摄行为有了两种含义,一个是对文化的需求,追溯自己村落的历史,另一个是对自己血源的追溯。

  记者:农民拍电视,并非只此二例,这种现象跟国家的文化政策有没有关系?

  李浩: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民族意识重新崛起、重新形成这样一个过程。从我们国家来说,也提倡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核心凝聚力,这是一个文化的背景。国家在文化政策上,对传统文化的凝聚人心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前被打断了的文化记忆重新被接续起来,比如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农村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农民的阶层意识与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同步的,他也会想法加强村落里的凝聚力,比如通过这种拍电视剧的形式。

  自主意识觉醒

  “乡下人”也有自己的阶层文化

  记者:当今农民在经济上特别是在文化心态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李浩: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就是有差别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城乡对立和差别进一步拉大。现在,农民被孤立在社会之外的感觉是很明显的,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这种意识可能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强烈。在“我是一个乡下人”的身份界定中,是有一种屈辱感的,自觉低人一等。

  记者:农民拍电视剧可能折射了他们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反抗,他们想以此摆脱自己身份上附加的屈辱感。

  李浩:站在社会其他群体的角度上来看农民,他们都是最底层的,谁都看不起他,连城市的贫民也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怎么办?他们写村史、拍电视剧也许是不自觉地对自己阶层意识的某种强化,他似乎是要表明:作为一个农民,我也有自己的东西,也有属于自己的阶层文化。超越城里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意识也可以叫自主意识。

  一种自主行为

  可能是将来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模式

  记者:农民的这种自主意识会对乡村形态有何影响?

  李浩:社会的发展,应该造就社会的和谐,使所有人都能心情舒畅地生活。现在社会各个集团的差别太大。乡村建设当中,如果单靠国家的扶持,想让乡村跟上时代的发展,这很难。农民有了自主意识,一个村落,一个地区,形成自己的文化,将来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可能这也会是将来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模式。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发自本阶层的一种自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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