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凭孩童证词判狱警死缓 其弟讲述8年申诉史

任文翔向记者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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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之前，周口监狱干警任文辉因两个小孩的孤证被判死缓而锒铛入狱，他的弟弟任文翔奔赴山西为兄请命。八年之中，任文辉在山西狱中通过各种途径不断鸣冤，任文翔更是在申诉的路途中饱受艰辛。手足之情，支撑着这对一奶同胞的兄弟顽强地同命运抗争。八年之后，当任文辉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时，任文翔感受到了希望，昨日，他向本报记者坦露8年申诉路上的辛酸往事，并表示已经打点好行装，要于6月20日晚起程赴京到最高法院再次为哥哥申诉。

　　“二哥是冤枉的”

　　任文辉和任文翔是对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一共兄弟四人，任文辉排行老二，任文翔是老三，四兄弟感情很好，其中任文辉的性格最为温顺，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意外，任家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三世同堂家庭。

　　1997年，任文翔36岁，那是他的本命年，一个男人风华正茂干事业的年龄，他做梦都不会想到，性格温顺的二哥会出事，而自己也被迫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

　　1997年2月16日下午，时任周口监狱运输公司负责人的任文翔正在漯河参加一个工作会议，突然，监狱政委告诉他说：“你二哥在山西因涉嫌杀人被刑事拘留了……”，接下来政委还说了什么话，任文翔一句都没有听清楚，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跌跌撞撞地从会场中跑了出来。

　　“不会的，不会的，二哥是不会杀人的，我要到山西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任文翔内心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样的话，他慌不择路地跳上了一辆长途车往家里赶，等到下车时才发现，自己竟然上错车了。

　　第二天，任文翔和单位的两位领导一同搭乘长途汽车到达山西，当时太原警方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他们任文辉杀人案证据确凿，目前案件正在办理期间，家属不得进行探视，他和两位领导无奈就返回了河南。

　　任文翔说，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下定决心再去山西了解情况。于是次日一大早便再次踏上了开往太原的列车，任文翔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并和律师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经过了解，他得知警方并未找到任文辉杀人的直接证据，如凶器、血衣等，任文翔感觉到很困惑。

　　经过很长时间的奔波，任文翔越来越觉得任文辉杀人案的证据不足且疑点重重，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在太原寻找相关的知情人员和线索，在此期间，太原市南郊区公安分局先后两次提请批捕，均被南郊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下达了《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任文翔说，后来公安机关又在卷中补充了一份3岁徐笑笑(化名)的录音证言。徐笑笑在一位名叫金云生的临时监护人的陪同下作证说，她正在睡觉时看见任文辉用刀砍了她爸爸徐呈锁和她本人。据此，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撤销了南郊区人民检察院的不批捕决定，并指令批捕。

　　任文辉被批捕之前尚不知道弟弟已经开始在外面为他奔走了，批捕令下达之后，任文翔才有机会在太原市看守所的大门口远远地望了哥哥一眼。那一眼，令任文翔的心像刀割一样的痛。

　　任文翔回忆说：“我哥从看守所大门出来时，人瘦得像鬼一样，我大老远就喊，二哥，我是文翔啊，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都是泪，就说了两个字，冤枉！然后我们就那样对望着，双双哭成了个泪人。”

　　可以想像，这是怎样一幕人间悲剧，八年后回忆完这一幕，任文翔半个多小时只说出一句话：“二哥是冤枉的。”

　　“编外法官”的辛酸泪

　　仅凭两个儿童疑点重重的证言就推定任文辉杀人罪名成立，这令任文翔悲愤交加，于是，他便向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长期驻守太原为哥哥奔走申诉起来。

　　据介绍，从1997年2月下旬任文辉被拘捕到1999年6月23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这一段时间，任文翔基本上都是在山西度过的。除了缺钱时才回家停留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再顾及到自己的家庭了，而那个时候，任文翔的女儿正在上小学，那是一个多么需要父爱呵护的年龄啊。

　　在山西的两年多时间里，任文翔晚上住在10元钱一夜的小旅馆中翻来覆去看着案卷，白天就到山西省政法委、高级人民法院、太原市公安局、太原市检察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大大小小的办案机关去申诉，当这些机关还没上班时，他就早早地来到，别人下班后他才离去，到了休息时他也休息，以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他取了个“编外法官”的外号，这个外号饱含了多少辛酸，只有任文翔自己心里清楚。

　　任文翔说，两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山西省大大小小的相关部门，遭到了无数的白眼、误解和呵斥，但他从未产生过退缩的念头，因为他坚信二哥是清白的。

　　任文翔说，两年多时间里，他还多次去北京上访申诉，1999年7月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该院要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并发去公函要求调卷，5年多时间过去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置之不理，他没有感到心寒，因为他坚信法律是公正的。

　　任文翔说，两年多时间里，他遇到了很多好心人，如律师赵玉甄代理该案后，没有从当事人那里收取任何费用，直到去世前两天还打电话表示将五一节过后继续为任文辉的案件申诉努力，如很多有正义感的山西司法界人士不断为他的申诉指点迷津，正是由于这些善良人们的帮助，他才更加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正是靠着兄弟的努力和坚持，高墙之内的任文辉才从未熄灭心中希望的火焰，正是出于对哥哥的信任和感情，高墙之外的任文翔才从未停止过申诉的脚步。1999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任文辉死缓后，任文翔回到了河南，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山西探监，并继续自己的申诉之路。

　　任文翔说，在这漫长的八年时间里，年过70岁的老母和任文辉的一双儿女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还都以为任文辉在山西出公差没法回来，家人最怕的时候就是过节了，那种一家团圆独缺二哥的辛酸是别人难以理解的。如今的任文翔，讲述这些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泪水，他说，自己的泪已在八年申诉的路上流干了。

　　八年时间，任文翔付出了太多太多，任家也付出了太多太多，为了申诉，任文翔和他另外两个兄弟四处借债，四个家庭的所有积蓄都“挥霍”在了这漫长的八年中。

　　任文辉案经本报首发并经全国百余家媒体转载后，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任文翔和他的家人也接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电话，在此情况下，任家原本绝望的申诉之心又重新燃气。昨日，任文翔告诉记者，他已经打点好行装，将于6月20日晚带上赵玉甄律师生前为任文辉代笔所书的《申诉状》等相关材料，再次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任文翔的为兄申诉之路已走得太远太远，他的家人、亲朋、同事以及全国关心他们的读者都在企望、并衷心祝福他此次的申诉能够成功！(记者 杨桐 岱麟/文 万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