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交大考研泄题事件引争议:谁能控制教授的权力

　　记者◎贾冬婷 李钺

　　6月9日，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03级进修生阿芳(化名)对媒体宣称，该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负责人欧阳林在考试前泄漏给她两科专业课试题，并以此诱惑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拿出了那两份写满答案的试卷，并声称自己还有“莱温斯基式”内裤为证。

　　与外界的议论纷纷相比，事发地北京交通大学内部却显得格外平静。记者来到学校和系里了解情况，只见到新闻发言人王想平6月9日发出的一份声明，“学校正详查事件真伪，披露举报人阿芳(化名)2004年英语考试有作弊前科”。对被举报的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负责人、教授欧阳林未做评述。在校内BBS红果园的时事、快讯版，有关于此事的零星议论，大多集中于“出了这种事，让我感到耻辱，让我们学校很没面子”，而人文学院版，却是一片死寂。

　　在调查结果没出来之前，谁都无法判断这起“性交易”事件的真假，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试题确实泄漏出去了，这点欧阳林也承认。若干起研究生招生丑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教授权力的追问:是教授的招生权太大了？谁来监管这种权力？

　　权力太大了？

　　2005年初，陈丹青选择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职，以此表达对现有研究生招生体制的失望。“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报考表格上的数字，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留在体制内的教授们还要继续面对这种“格式化”的客观考核模式:以2005年硕士研究生理科考试为例，笔试共5门，公共课3门，政治、外语、数学，共400分，专业课2门，共150分，专业课由各学校各专业自己命题，自己评分，教授的意志也就全看这150分了。但即便专业分再高，也跨越不过国家划定的总分数线、各公共课分数线，考生也会被挡在门外。

　　乍看起来，在研究生招生中，复试应该是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们最有控制力的环节，更主观，问题设置也更灵活，分值一般占总分的20%左右，但千辛万苦跨过笔试门槛的考生们似乎对此并不太担心。“复试的差额很小甚至等额。”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对记者说，“一般就是走走形式”。

　　“想招的招不进来，不想招的被迫招了。”这成了教授们的普遍苦恼，很多人反映“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权力太小了！”

　　相比之下，美国研究生导师的权力就大得多了。在美国申请研究生，要提供推荐信、自述、以前的成绩单、GRE、TOEFL等等。GRE、TOEFL只供参考，导师更看重推荐信、自述，以及面试表现。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对记者说，这种将平时各种成绩和表现综合起来考核的方式，分散了风险，不是一次应试的“一锤子买卖”，看似“主观”的评判反而很客观。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江晓原教授没有招生权限方面的困扰，他说他“运气好”，而给他带来好运气的是，作为系主任的他在科学史系研究生招生复试阶段推行的新尝试。

　　江晓原介绍说，复试时并不知道考生的笔试成绩，由系里5个老师组成一个类似“教授委员会”的考核组，集体提问，但独立打分，得出的平均分即是考生的复试成绩，也将作为分值100的最后一门课的成绩，加入总分中。江晓原认为，这种做法增大了面试的权重，也加大了教授的招生权力，而若干考官独自打分，更加强了公证性。科学史系成立6年来持续的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

　　2000年，因为复试需要淘汰的学生比较多，为增加公平性，江晓原在传统的面试中增加了笔试，又专门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成绩出来，最高者只有41分，最差者20分。这份考卷后来也成为流传很广的一份“著名考卷”，考卷分三部分，科学常识、综合常识、语言基础，不同以往的试题设置吸引了很多人，最令人感兴趣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综合常识”，并非专业试题，而是涉及到中外历史、哲学、文学。“一个博览群书的学生，就能得到高分。”江晓原对记者说，突破僵化思维的做法让科学史系找到了好些有研究潜力的学生。

　　监管太弱了?

　　招生腐败和争议事件的背后，并不是教授的招生自主权太大了，而是对教授权力进行监管的社会大环境的缺失，这又进一步限制了招生权的扩大在大范围内实现。

　　“在美国，教师一入校，就会有一本厚厚的教师手册，记载着学校对教师的各项规定，学术腐败，论文抄袭，师生恋……事无巨细。而中国传统上对教师的约束是相对抽象和道德化的，对各项行为的边界没有清晰的规则。”杨东平说。

　　这不仅是一份形式化的手册，如果真的违规，等待的是严厉的惩治。“曾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学者，因为与学生联合署名的一篇论文的一处引用没有标注出处，马上辞职。而2003年，东南大学也有一起类似事件发生，主角是该校校长和他的一个学生，学生退学，而校长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上海教育研究者，《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给记者举了这么个例子。

　　看上去，美国教授的招生权和否决权比中国大很多，但其实有两只无形的手在约束着他们:信用机制和市场机制。

　　不同于中国的教授终身制，在美国，私立大学的教授都是聘用制，能当上终身教授的凤毛麟角，教授们对自己的名誉总是看得很重。而在个人名誉之上，是学校的声誉。美国的绝大多数大学包括名牌大学都是私立的，像公司一样，大学里有董事会、监事会等类似的机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向董事会负责。校长失职，董事会会罢免他，董事会失职，私立大学的股东或者公立大学所在州会罢免董事。因此，如果发生招生丑闻，监管者肯定会认真调查、处理，任何徇私舞弊就等于自毁前途。这就建立起了学校层面的信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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