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夫与交警队打5年官司 状告20多政府部门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跟成千上万农民工一样，老生产队长家第7个孩子吕福山，9年前从陕西旬阳农村到西安城里谋生。最初住1.5元一晚的旅社，在建筑工地卖过苦力，卸过车皮，试过若干个行当之后，蹬起了三轮。

　　他的女友说：“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家里人找了个蹬三轮的。”可吕福山如今成了一位著名的三轮车夫。为了一辆被交警没收的人力三轮车，他百折不挠跟交警大队打了5年官司，被当地一家媒体评为“年度草根新闻人物”。日前，他收到了胜诉判决书。

　　“我终于把交警打败了！”吕福山很有些得意。

　　就连得意的时候，他也紧锁着眉，弄得额头皱纹像60多岁老人一样深，其实他还不到35岁。1.63米的个头，90多斤的体重，两条裤腿空荡荡的。有人因此调侃他，“瘦得跟蚂蚱一样，还告状呢。”但这个“蚂蚱一样”的人，愣是撼动了一棵“大树”。

　　从1997年起，吕福山开始蹬三轮，本指望每个月能收入1000多元，却忽略了一种特殊的成本：罚款。他的第一辆三轮车，刚蹬了半个月，就被交警大队暂扣，不得不在15天之内缴纳150元的罚款。

　　很快，吕福山加入了车友们的“生存游戏”：交警几时上下班、哪天值班，都了如指掌；遇到哪天有“突袭”，只要一个车友的车被扣，所有车夫都绕着“出事”路段走；碰上哪天交警巡逻，一个车友报信，大伙干脆收车玩扑克……尽管如此，吕福山还是不时地被交警、街道、派出所、市容管理部门等处以金额不等的各式罚款，有时甚至被没收车辆。

　　2000年2月15日，《西安晚报》刊登了一则图片新闻：“成群结队的三轮车汇聚东大街端履门十字拉客，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同天，当吕福山蹬着他无牌、无证、无钢印号、无营运许可证的三轮车经过此处时，车被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罚没。

　　交警队的根据是西安市公安局(2000)1号通告。该通告规定，某些区域路段不允许人力三轮车营运，违者一律没收。

　　可“《行政处罚法》法律解释明确规定：行政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如果设定的，因超越职权而无效。”吕福山背起这些法律条文时一套一套的，“市公安局根本无权设定这样的行政处罚。”

　　“如果他们因无牌无钢印罚我，那我接受，但他们不能随便处罚我。”吕福山皱紧眉头嚷道。也就是说，依照当时的有关法规，只该对吕福山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曾与吕福山对簿公堂的交警一大队法制科干部谭和说，市公安局当初做出大力整治三轮车的决定时，如只处5元以下的罚款或警告，显然无效。考虑到没有其他执法依据，便出台了(2000)1号通告。

　　吕福山很快将交警一大队告上法庭，诉称：其适用之通告不合法，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及(2000)1号通告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

　　这是吕福山第二次将交警一大队告上法庭。这辆三轮车，吕福山新买来还不到十天。此前那辆三轮车，于1999年12月被交警一大队没收。吕福山不服，便向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结果60天法定期限已过，还未收到答复。于是，吕福山第一次将交警一大队告上法庭，同时还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西安市公安局也告上法庭。这两场官司命运相似：一审被驳回起诉，二审维持原判。为这辆两三百元的人力三轮，吕福山经过了5次行政裁定，4次判决。

　　第一次从法官嘴里听到要驳回起诉，吕福山“头上吓得出汗”。但这个小学5年级也没读完的农民，在没收三轮车的问题上，却不肯妥协。

　　“如果你正在吃饭，别人一脚把你的锅踢跑了，你说你要不要？”吕福山这样解释他打官司的动机，“反正不告我也蹬不了三轮，告了至少还有赢的希望。只要他们让我蹬三轮，我就不告了。”

　　为第二辆三轮车打官司还没等来一审判决，吕福山的三轮车又被交警一大队暂扣，并罚款30元。交警将他的车存放在一家停车场，当吕福山去取车时，停车场向他收取每天24元的停车费。吕福山当然不干，于是，不仅到物价局把停车场告了，而且第三次将交警一大队告上法庭。

　　两个月后，他新买的三轮车再次被交警一大队扣住，吕福山第四次到法庭起诉交警一大队。跟大部分三轮车夫一样，吕福山最初并没有觉得交警的处罚不合理。在他1997年交出第一笔150元罚款后，一位他并不认识的卖麻花老头说，交警的“这个罚款不对”，建议他给省公安厅写信反映反映。尽管老头也说不明白究竟哪里不对，却给吕福山提了个醒。

　　他很吃力地写了一份材料，递到一家当地媒体。寄出后没有回音。他又找到一位正在参加自考的小学同学。这位学法律的同学为他起草了一份“告状”材料。回去后，他照着抄写了一份，寄往上级主管部门市交警支队。

　　在吕福山保存着的一堆资料中，这封信信纸已经发黄。而他自己写的第一封“告状信”，因“错别字满篇”，被他“烧毁”了。

　　正是在这位小学同学处，吕福山头一次看到了《行政法学》。他随手翻了翻，看到“里面讲到谁有权处罚，谁没权处罚，什么样的违法要接受什么样处罚”，产生了兴趣，到书店花20元买下这本500多页的书。

　　这本绿色封面的书，如今已被他翻得起褶子，发黄，里面划满了蓝色、黑色的杠杠。吕福山最初读得很吃力，不懂的地方时常需要查词典。有时读到半夜，读着读着睡着了。就这样吭吭哧哧反复读了7年，有些段落读了十几遍，但他“还不满意”，因为“有些段落还背不出来”。“背不出可不行，否则(需要)随机应变的时候说不出来。”吕福山说。所以，一些段落，他现在还在背诵。

　　吕福山爱看报纸，当地一家报纸，除了国际版，他每天从头看到尾。他也爱听广播，有时会拨打法律热线咨询法律问题。读书中最初遇到的疑问，去问他的小学同学，对方还能给他解答。慢慢地，他的问题，同学“已经答不出来了”。

　　从始到终，吕福山只让这位同学帮他写过一份材料，此后的“告状信”、起诉状、申诉状等等，都是吕福山自己起草的。

　　除了告交警一大队和市公安局外，吕福山还捎带着把法院也告了。打官司过程中，一家法院收取他200元费用，而根据他从当地报纸上剪下的文章《打官司费用指南》，只应收取40元，于是，他把这家法院告到了物价局。结果他赢了，法院返还他160元。

　　在他蹬三轮的生涯中，他还告过派出所、市容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地税局、医院等等。告上法庭和没告上法庭的，总计有20家左右。

　　打官司需要请律师，可他一咨询，高的报价1200元，低的也要600元。“就算案子赢了，还不够付律师费的呢”。于是，吕福山决定自己出庭辩护。

　　他起诉交警一大队的四场官司，均以驳回起诉而告终。法庭称，市公安局(2000)1号通告是否违法，不在受理范围。

　　但是吕福山很坚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我坚信我是对的！”

　　他决定集中“火力”，专心打赢2000年2月15日被没收那辆三轮车的官司。人大、法院、政法委，他逐级往上找，请求重审这个案子。

　　但一样没有结果。最后，吕福山决定“去找中央”。2002年，他分别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写信。如果再没回音，他就要去找那本《行政法学》的主编罗豪才。“让他给我一个解释，你这么编不是骗人吗？”三轮车夫大声嚷道，瘦瘦的脖子上青筋暴起。

　　幸好，2003年初，他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回信，信中称，已将材料转到省高院。接着，他接到省高院同意此案发回重审的通知。

　　2004年7月，吕福山穿上一件60元钱买的土黄色衬衫，出现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的法庭上。旁听庭审的一位记者看到他精心做了准备，将案件涉及的法律依据一一复印下来，以备诵读。“一双手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不停地重新摆放书籍和材料。”

　　不久前，法院最终裁定：“被告对原告做出的没收人力三轮车的处罚决定，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亦无规章的规定，该处罚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应予撤销。”

　　“他也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吕福山在法庭上的对手谭和说。从2001年起，交警的执法依据不再是(2000)1号通告，而代之以《西安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该《条例》“禁止人力三轮车在市区内载客营运”。

　　吕福山早在网上搜索出这个《条例》。他指出其中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他反问：“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已废止了，那西安市的这个条例是不是也应该失效了呢？”

　　吕福山是在网吧学会上网的。起初，他都不会开机，但现在他已能熟练地在网上搜索法律条文，看网友对他的评论。

　　他决定这个官司还要打下去。因为法院只是判交警一大队归还没收的一辆三轮车。而在此期间，他的经济损失并没有得到补偿。更重要的是，他打算开办一家人力三轮车公司，他给车夫们的承诺是：车子一旦被违法处罚、查扣，他将依法出面维权。

　　几星期前，这个决心“靠法律吃饭”的三轮车夫，租下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除了一张床板外什么都没有。他已订做了一辆新的人力三轮车，正要开始事业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