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察被殴致死案九被告向受害者家属致歉

昨日庭审时，刘利民听到原告家属哭诉案情时，突然低下了头。本报特派记者 赵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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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利民做最后陈述时，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他念道：“我真的很后悔，但现在什么都晚了，只能向受害人及家属道歉……” 本报特派记者 赵亢 摄

　　本报太原电（特派记者 刘建宏）昨天是审理“北京警察太原被打死”案的第二天。庭审中，两名被告不认可刘利民笔录时的说法。庭审结束前，9名被告当庭向受害者家属致歉。

　　两被告不认可刘利民说法

　　上午8时30分昨天的庭审正式开始。审判长宣布继续开庭，要求法警带刘利民等9名被

告上庭。

　　法庭侧门打开，铁链打在地板上的声音最先传到众人耳中，刘利民、安胜利等9名被告人戴着脚镣、背铐着双手被法警带上法庭。

　　庭审开始，公诉人宣读了公安机关为刘利民所作的一份笔录内容。该内容讲了刘利民与“北京警察”李忠义发生争吵后，电话通知张吉、安胜利等人赶来唐都大酒店为他“出气”。

　　“刘利民只说让到唐都大酒店，并没说让过来打架。”嫌疑人安胜利庭上讲，5月3日案发的当日晚上，他正在去参加战友聚会的路上，刘利民并没有说和人吵架的事，他们之间的通话内容并非像刘利民向公安机关所供述的到唐都大酒店为刘“出气”。

　　曾接到刘利民电话的张吉也称，接到“领导”（刘利民）电话时只知道他被一个北京人骂了，到唐都大酒店并不知道是让他们来打架。

　　被告称被刑讯逼供

　　被告张吉在庭审中还推翻了他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所作的笔录内容。“有时候我说一句话，警察要写上半天。”他两次强调，笔录时，警察不让看内容，只是让他签字、按手樱此话说出后，被告人安胜利马上说，刑警队一位叫王峰（音）的队长对他进行了逼供和诱供。

　　除刘利民外的6名被告人，也都认为公安机关的笔录存在问题。被告人赵云钢说，笔录中的一些内容他根本没有说过。

　　“安胜利接受警方讯问时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晚上不让睡觉。送到看守所时候脸上还是肿着的。”安的辩护人也认为，警察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她要求法庭去看守所调取安胜利被收监时的体检登记材料，以证明公安机关逼供。法庭表示，如有必要，会去调取资料。

　　刘利民书面陈述道歉

　　此案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家属作为原告要求严惩刘利民的同时，向被告刘利民等9人提出259万元的民事赔偿。“包括被害人在内，刘利民毁了10个家庭。”原告的代理律师在宣读诉讼请求时，伸手比画了一个10的手势。

　　“原告家属有什么话说吗？”审判长让被告人发言时，李忠义的妹妹越说越激动，说话的声音发抖并带着哭腔。她拿出一封父亲写的请求法庭严惩刘利民的信读完说，由于前日出庭后父亲身体不适，急救车已将人送回北京。

　　“现在最怕的就是过节，一家里面有了两个寡妇。”她说，她的哥哥死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家人都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父母亲。因为3年前她的弟弟因

　　刘利民当庭回应死者家属：“理解被害人家属的心情，我应该接受法律的严惩。”

　　庭审到结束阶段，审判长让被告作最后陈述。刘利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首先发言：“我真的很后悔，但现在什么都晚了，只能向受害人及家属道歉……”接着，另8名被告低着头坐在椅子上相继向死者李忠义的家属说“对不起。”

　　此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原被告双方同意由法庭主持调解。庭审至午后1时22分结束，法庭将择日宣判。

　　■案件疑点

　　谁挥出那致命一击？

　　在案发时，除了刘利民迅速离开现场外，其余8名被告人是否都曾对李忠义有过拳打脚踢等伤害行为？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数份书证和物证，包括侦查机关对9名被告的讯问笔录，以及案发现场的证人证言等，以证实8名被告都曾有对被害人的伤害行为，其中包括重要物证———带有血迹的木板。

　　庭审中，被告安胜利称，他并没有用木棒击打李忠义。

　　法医鉴定，李忠义系急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根据技术分析，伤口应为直径1.4cm以上的钝器所伤。那么，是谁给了李忠义那致命一击？这个疑点，成了法院为9名被告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量刑的重要依据。被告人周传全的辩护人表示，周用木板不可能打出这样的伤口，有待于进一步鉴定。

　　《三晋都市报》供稿

　　刘利民身份是什么？

　　前日，太原警方回应媒体“刘利民根本不是警察”。昨日，记者就这一说法采访太原警方，未得到回应。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了刘利民之前工作过的尖草坪公安分局。“关于刘利民的采访我无权对媒体说，需要到市局新闻中心。”负责媒体采访的宣传中心洪瑞起科长还说，接受太原市以外媒体记者的采访需要太原市公安局新闻中心的同意。

　　随后，来到位于太原市五一广场东北角的太原市公安局。新闻中心负责人不在，该中心一位刘警官留下了记者需要采访的内容以及联系方式。

　　记者将尖草坪公安分局作了哪些调整工作、“刘利民根本不是警察”的说法依据是什么等问题留下。刘警官表示他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等我们领导看过你想采访的内容后会和你联系。”他说。

　　傍晚6点多，记者去电新闻中心，电话无人接听。直至发稿，仍未接到太原警方的回应。

　　本报记者 刘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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