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牧自述

　　李小牧自述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没有我不知道的，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像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终于能来到这亚洲第一闻名的红灯区看看而暗自庆幸。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他们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中国话问他们，既像绅士又看上去亲切而值得信赖,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那样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

　　等到他们发现我不像是坏人，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住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向别人低头。按中国人的个性是很难这样做的。

　　以我在歌舞伎町多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即使是那些平时看不起中国人的家伙，只要对他多鞠几个躬，多笑眯眯地问候几声，他们就会很快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钱的事。我所选择的，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待我确信真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拉客”商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采取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我曾对自己发过誓，绝对不做昧良心赚钱的事。

　　一天，认识的一个中国按摩师也站在我常站的位置拉起客来。那会儿我的独占意识已经非常强烈，本能地就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原本我喜欢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想与警察和黑社会有染。

　　但是，当时自己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强大，同时还想看看会长到底会不会帮忙。讲信用的会长马上亲自带了几个手下帮了我。

　　“喂！小子！不赶快给我滚出这里，那可就不是断几根骨头就能了事的！”

　　平时温和的会长这会却一反常态，发出了如此的恐吓。那个人瞬间就屈服了。此后，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露过面。

　　在歌舞伎町时间呆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与此相对，这条街上还生存着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刑警。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刑警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条件的话，那么，有这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

　　可是，与这些人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的。我这个外国人更是要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摘自李小牧著《歌舞伎町案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