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吉林农民刘福成已经写了6封信了。对他来说，这6封信就是他的6个希望，而每一个希望的实现都会改变他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的命运。
吉林一个农民刘福成的女儿患了重病，他为此耗尽了所有家产，动用了所有亲戚朋友，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于是他向素不相识的6位国内富豪写信求救。富豪意味着巨大炫目的财富，农民刘福成代表着几乎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相隔遥远的贫富两极，通过一封普通的信联系在一起，富豪能稍施善心，向刘福成救济一点么？相信这正成为公众的集体疑问。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有些错位的问题，除了道听途说的6位富豪，刘福成还应该向以下一些部门和机构写求助信，它们才是刘福成最该求救的对象。
刘福成首先要向当地民政部门写信——刘福成给富豪写信，富豪能回馈的无非是闻贫则悲的道德感，至于到底该如何做，他们没有被强制回信和寄钱的义务。民政部门就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开篇即道：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刘福成还不满一岁的女儿患了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为了挽救这个孩子的生命，民政部门有义务站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动用相应的专项资金，提供相应的救济。
刘福成可以给各类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信——给妇联写信，因为刘福成的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无力帮助自己的孩子摆脱困境，需要“娘家人”的支持；给村支部和村委会写信，工人有工会，农民党员有村支部，村民有村委会，村支部和村委会对刘福成的状况知根知底，完全不必等刘福成写信，就应当主动地伸以援手。
刘福成还该给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写信——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已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民间慈善机构，可惜它们深入农村的救助触觉还不够。刘福成知道6位富豪的大名，知道向这些富豪写信或许能获帮助，却不清楚这些民间慈善机构的存在。
即使刘福成对以上可以依靠的机构与组织一无所知，这些机构与组织也不必坐等刘福成的求救信，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承担了救济弱者的法定职责，都是具备救助性质的专业团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民政部门、妇联、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各类慈善机构联合起来，互通有无，共济弱者，才能维系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
结果呢，刘福成给富豪写信，这一“噱头”，媒体不失时机地发现和报道，公众从此得知：哦，原来还有一位可怜的农民，希望以最粗糙的呼救方式谋求转机。这暴露出社会救助机制的缺陷——一位求助农民仅寄希望予几个富豪，而不是完善的社会救济体制和那些庞大的专业救济机构。这实际上是一位求助农民在“批评”那么多社会救济机构的不作为，“批评”其面对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的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