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父索善触痛慈善体系 媒体越位凸现体制缺失

　　核心提示：两个月前，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民刘福成带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的女儿刘帅到沈阳陆军总院救治，就医数日耗尽所有资金后，女儿依然处于生命垂危的边缘。无奈之下，1月10日起刘福成先后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六位身价过亿的“中国富豪”写信求助，经传媒披露后近日已有富豪表示愿意捐助，此举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刘福成的救女举动因为打破了以往慈善救助的“潜规则”而引起了争论，有论者质疑，在媒体的关注下，刘福成的行为是否是一种索捐？更有论者表示，由于传媒的介入也似乎是屈服

于媒体权力的被动结果，这就有违慈善的本意。也有人认为，从穷父求助富豪暴露了穷人获救济路径的匮乏。一个事实是，刘福成的行为把如何构建完善的社会公益救助体系推到了公众视野中。

　　穷父救女写信给富豪

　　“今天施正荣的公司办公室主任已经联系过了，说是要捐，但不知道捐多少。”2006年1月24日，刘福成对《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如是说，“目前还没有收到其他人正式的回复”。

　　按照刘福成的设想，他写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六位“中国富豪”的求救信预计能全部寄达。

　　“关于孩子的病情，医生就说了两句话，很严重、很危险。”

　　刘福成说现在自己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病情，而到1月24日这天已是他来到沈阳医院的第32天，医生表示孩子的病情不容乐观。

　　刘福成是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民，1月22日，他做出了一个引起传媒关注的举动，给素未相识的“中国富豪”写信求助，而支撑他完成这一令人心酸举动地是因为女儿的生命。

　　2005年2月，41岁的刘福成中年得女，喜悦还没有持续到第三个月，女儿刘帅就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先后3次住院。2005年末，刘福成抱着女儿到沈阳就医。2006年1月，刘帅被沈阳陆军总院确诊为永存动脉干(中国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为0.8%，永存动脉干只占其中的0.4%～2.8%)，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

　　“到今天为止，欠医院的医疗费已经接近4000元，而且每天这个数字都以1500-2000的数量增加。”刘福成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入院一个月来，刘帅的治疗费已花了近7万元，而刘家一年的收入仅为4000元左右，目前，身无分文的他提心吊胆地望着女儿的病房无计可施。“至于得花多少钱才能只好女儿的病，医生也不能说出具体的数额。”

　　在此种情况下，刘福成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他一夜成中国富豪？》的新闻，他突发奇想，拿起笔给“中国富豪”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总经理施正荣写了封求助信：“施总经理，我此刻与你联系，就是希望你能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颗爱心，救救我的孩子……求您了，我给您跪下了！” 随后，刘福成又给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5位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写了求助信。　　

　　2006年1月23日，《华商晨报》记者拨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电话，询问“中国富豪”施正荣对刘福成求救信的反应。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劭华千表示，求救信已经看到，并向正在国外考察的施正荣总裁电话汇报此事，得到授权，在调查核实实际情况后给予捐助，但没有透露捐助的数额。

　　“索善”的尴尬与民间慈善设想

　　刘福成的救女举动显然打破了以往慈善救助的“潜规则”，变等待受助为主动出击，这种行为引起了当地传媒的关注。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也把刘福成推上了尴尬的境地。

　　知名时评家曹林认为，刘福成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绝非出于一种狡黠的想法，在刘福成的眼中，对于那些中国最有钱的人来说，救助一个人可能算不上多大的负担，这是一个父亲让人辛酸的道德衡量，他想选择一种让社会负担最小的慈善来挽救自己女儿的性命——不忍心指责这份善良的无奈。但选择向富豪公开求救的方式非常不妥，在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中，以施善者为主体的“行善”已经演变成一种以求助者为主体的“索善”，让可能的施善者陷入被动，慈善已经变了味儿。

　　与此相对应的是刘福成的无奈，刘福成为从富豪那里得到救助，自身的尊严更是已被其完全抛到一边。为了获得同情，他在信中写下了“求您了，我给您跪下了”的话。

　　“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我只知道，一定要救我的孩子。”刘福成说，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是救女心切。为了给女儿看病，他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亲戚朋友也纷纷伸出援手，就这样凑了3万多块钱，还借了3万多块钱，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一方面是破坏规则，一方面是无计可施。刘福成行为的的两难境地下，公众孙立忠建议，提出了扶持民间慈善组织的想法，设想增强带有官方性质的慈善组织操作的透明度，扶持民间慈善组织的壮大，并通过税收以及其他优惠政策的出台引导富豪积极进行捐赠。让求助者面对慈善中介，既可提高救助的效率，也可维护求助者的尊严。

　　媒体越位凸现体制缺失

　　1月23日，刘福成给“中国富豪”写信求助的事情被当地一家媒体披露，随即引起全国十几家传媒的转载和关注，有传媒记者还专门给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打电话询问该公司总裁施正荣对求救信的反应。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热情也把自身推上了被质疑的位置。

　　杨耕身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这次事件中，媒体进行了一次对富人集团的“舆论绑架”。 他认为，按照正常的新闻报道选择，看不起病以及得不到有效救济的现象，包括向富豪们写求助信的行为，都算是一件见怪不怪的寻常事件，但是，媒体并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引领公众去关注富豪们的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是公共媒体借贫民之手对于富豪集团实施的一次公然的“逼宫”。

　　尽管一直不乏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向富豪求助，但那毕竟是一种很私人化的行为，而且求助与救助本身，也都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因此媒体的介入很可能是对这种权利与自由的“粗暴干涉”，是对媒体权力的误用，假如这种做法一旦被大量复制，媒体也就将成为一种被义愤所把持的工具。同时，其所导致的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即使最后有人愿意施以援手，也似乎是屈服于媒体权力的被动结果，这就有违慈善的本意。

　　《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也认为，媒体在处理这个报道上的做法却值得思考，因为媒体公开报道后，给当事的另一方设置了一个“道德陷阱”，令其为难。

　　相左的观点却认为，在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前，不能去苛责媒体的越位，大家都希望这个弱小的生命得到救助，而在媒体的介入之下，效果会不言而喻，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能救一个是一个”。支撑大家观点的一个现实是，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很不发达，应由慈善参与的社会公平机制远未健全，对于富人社会责任感的呼吁一直都是公共舆论热点所在。

　　拷问慈善救助制度

　　“没有完善的慈善制度来为富豪的爱心提供支撑，偶然的施舍只能偶然救一两个人，但是却不能拯救更多的穷人。”1月24日，济南市民康劲说，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慈善不仅是一种道德、道义的安排，更主要的是一种必须的制度设计，只有制度的完善，才能保证慈善事业在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中发挥出道德公益的作用。

　　一个背景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还很窄，只能占到农村全部人口的10%左右；0至18周岁未成年人的医疗救助更是没有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虽然一些地方设立了“0至18岁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贫困儿童危难救急基金”等，但僧多粥少，有的只能提供几千元的救助，实在是杯水车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福成另辟蹊径直接求助于富豪，无意中也反映出了穷人获救济路径的单一和缺乏。

　　“走投无路的刘福成，先是向亲戚朋友求助，接着向富豪求助，却终究没向政府求助。不求政府求富豪，不仅将富豪置于了两难境地，更折射了社会保障制度、慈善制度的缺失。”山东省淄博市民解本友认为，我们可以尝试让慈善公益组织独立运营，通过非官方的民间立场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如通过对慈善公益捐献减免税收等，以实现对公益事业参与者的税收照顾和优惠，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使更多的人获得救助。慈善机构这样做才有实质性的公信力和社会威信。

　　刘福成向富豪求助，不仅让国人意识到了社会公益事业的缺位，也让大家开始思考如何完善并走出制度缺失的困境。

　　江苏省南京市民蒋毅则提出了私人慈善基金会的见解。

　　一个现实是，私人慈善基金会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业态，在2005年之前，还没有此类的组织。众所周知，我国最大的慈善机构是中华慈善总会，这种“福利政府”式的慈善机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慈善需求，可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个人尤其是富有群体的慈善渴望。直到2005年8月，民政部批号“001”的首个国家级私立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深圳成立，随后一些地区也零星地出现了几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可反响都不是很大。

　　蒋毅说，私人慈善基金是以组织化专业化的形态出现，一边捐赠钱物，一边通过投资让基金增值，最终达到良性循环的目标，从而让更多人受益。“我们渴望更多富豪涉足‘私人慈善基金会’的行列，相信那时富豪们看见的就不是一封封‘求助信’，而是‘感谢信’了。” (记者 尹海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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