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三代无户口 孩子不能上学老人无法火化(4)

　　“爸，你小点声说。”大儿子李贵峰把他按住，“一提这些事儿，他就激动。”

　　医生明白地告诉李家人，没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在双桥住了这么多年，街坊邻居都知道李家户口的事，派出所也不跟他家要暂住证，办事处考虑到李家的困难，在菜市场批了两个摊位，让他家卖菜维持生活，税费全免。

　　李殿洲不停地上访，也不是一点结果都没有。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北京出的事故，三个儿女，也都跟北京人结了亲。反反复复地上访，终于有过一线希望：有关部门说要把他们一家落户北京郊县。派出所的民警还来李家登记了人口，说是往上报，让他们等着。但等来等去，至今仍没音信。

　　没户口的日子仍然一天天地过着，到了2005年夏天，李殿洲一家又被户口深深刺激了一回。

　　8月8日，瘫在床上好几年的李秀珍，进入弥留之际，120急救车还没跑到医院她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让李家拿出户口，开死亡证明。回答说没有，那身份证呢？也没有。“咦，有这样的事。”医生也是头一回遇见。他明白地告诉李家人，没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人活着要户口，怎么死了也要呢？”李殿洲一点也没料到，又气又急。

　　没办法，一家人只好到处跑，求人开证明。李家住的地方属三不管地区，当地政府也弄不清归谁管，全家人转圈跑，去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民政科。虽然李殿洲在这一带住了20多年，但连跑了三天，找哪哪不管，都是推三阻四的，居住证明始终没开出来。

　　第三天中午，连日奔波的付胜虎坐在椅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他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妈，她叫我：嘿，老虎，你醒醒，赶紧给我办事去。我腾地站起来，愣了半天神，然后跟我大哥说，走，咱们找报社去。”三个记者跟他们跑了一天，最后开出了一张居住证明。

　　“我敢说，我妈走的不踏实。”大女儿李云说。

　　“她跟我爸都太较真儿，认死理儿，老觉得有理走遍天下。像我家来北京多早呵，那会儿，要是踏踏实实地做点小买卖，早发了。他俩不，一有点钱，就上访去。我妈老跟我们说：咱家来北京是干嘛来的，不就是来告状的吗？”

　　李云蹲在炉子边上，有些伤感：“上访把我家害了，也耽误了。访到这，推到那，老是一句话：回去等着！等等等，这都等多少年了。要不，你就干脆说不能办，解决不了，让我家趁早死了心，想别的法儿，该干嘛干嘛去。就像这炉子，眼看火要灭了，捅鼓捅鼓，又着起来了。老不解决，搁谁身上也受不了呵，愣把我妈耗没了。30年前，她抱着那么大的希望来北京，谁能想到，到死，她也没落下户口，连一张身份证也没有呵！”

　　今年清明节，他们去给母亲扫墓。市场上卖纸的大爷知道他家的事，喊李云姐俩，替他们做了一套假身份证、假户口本、假存折，让她俩带上。

　　在墓地，姐妹两人边烧边哭。

　　当年的“小黑人”变成了“老黑人”，他的两个孩子又成了没户口的“小黑人”。

　　早在2001年，就有记者报道过李殿洲家的事情：《一家三代苦盼户口》。文章600多字，见报那天，李家人都奔报摊买报纸。李殿洲更是比过年还高兴，一想起来，就拿起报纸看，大声地念。“那个记者也觉得我家这事不难解决，还问我呢：你想要黑龙江户口，还是想要北京户口？”

　　李殿洲的两个女婿认为，家里这些事，得跟外人说，光靠上访不行。“以前，他们家有个误区，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这也不能怪他们，都使别人的身份证找的临时工，让人知道了工作就没了。可这事，你不说行吗？不说，户口更没戏了。”

　　他俩上网聊天时，跟网友聊起家里的事，结果没人信。“你家这事儿真少见，够邪门，赶上电视连续剧了。”

　　去年，李秀珍去世时，李家的事再度被曝光。有多家媒体进行采访报道，有的还发了整版的文章。老街坊见了李殿洲都说：你家罪没白遭，这回户口指定解决了。

　　有个记者还特意跑了一趟黑龙江，去了李殿洲的老家，找到了他家在县城住过的房，还找到他多年没联系过的姐姐和老母亲。老家人这才知道李殿洲在北京还活着。

　　我的一个同事去年也采访了李殿洲家，文章发表后，出于同情和关切，她又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黑龙江省委、省公安厅、省政府。不久，有了音讯，黑龙江省双城县公安局一个姓王的人与李家联系上了。

　　大儿子李贵峰说：“他在电话里说，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没法查。”

　　李贵峰分析道：人家不好意思说不管就是了。现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是哪年哪月的事，人都换几茬了。我家户口的问题，现在是没人管了，找哪哪不管。

　　心直口快的李云接过话：“咱家这事，解决不了的根源，一是没钱，二是没人。”

　　同在一个市场卖小百货的人劝她：你家干脆买个户口得了，干嘛治那个气，上访有什么用呵。“我们全家买户口，一是我家经济达不到，现在钱太难挣，我有时一天才挣几毛钱。再说了，干嘛要花钱买呵，买来的户口，拿着心里也不光明正大，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丢人呵！”

　　李殿洲的两个儿子，现在40多岁了还是光棍儿。两个女儿虽说在北京长大，但一天学也没上。“上一辈人扫盲也扫得差不多了，我俩倒成了文盲。现在没文化，能干啥？”小时候，李月帮别的小伙伴抄作业才识了俩字，姐俩本来不叫李云李月，因为原先的名笔画多，不好记，才改成现在这名儿。她俩最头疼填表，一填表，就傻了。做小生意，只会加减，不会乘除。

　　“我们算是耽误了，不能再把下一代耽误了。”李云说。

　　李云最小的哥当年来北京时，是自己爬着上的火车，现在也快38岁了。当年的“小黑人”变成了“老黑人”，他的两个孩子又成了没户口的“小黑人”。

　　“老师见天问俩孩子，你家户口办下来没有？告诉你家大人，眼瞅要上初中了，没户口没法升学。回家催催你爸你妈，赶紧办。弄得俩孩子特郁闷。”

　　我问李殿洲一家：“你们家户口的事，难道真没一点办法了？”

　　李月马上冒出一句：“我家还得出点什么事，而且得出大事。事出来了，户口才有可能解决喽。”

　　从30岁出头上访到60多岁，这么多年，也没能把一家老小的户口落下，李殿洲有些疲了。

　　“我有时甚至考虑，真像老话说的那样，小事在人，大事在命吗？真是天命难违，非要我一家子受这么大罪吗？要不为什么这么难，老踩不到点上呢？”接着，他骂了一句粗话。

　　李殿洲掏出一沓寄挂号信的单子，说现在每个月他都寄走一封上访信，让人家记得他家这事。他有些泄气：“现在，我有没有户口无所谓了，只要孩子们有就行。”

　　“爸，我不同意您的观点。”大女婿付胜虎马上说，“您说岁数大了有没有户口无所谓，这话不对。没户口，将来您不又要走我妈那条老路吗？说得难听点，死了也麻烦！”

　　李月也大声说：“现在，甭管是哪块儿，给我们家一个户口就成，我们家也不敢有太高希望。说到底，我们也是堂堂中国人，在中国生，中国长呵！给我一个户口，我是中国人。”

　　正说到，小儿子李贵宝兴冲冲地进屋，告诉李殿洲，一家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刚给他打来电话，说要跟李殿洲回一趟黑龙江老家实地拍摄，想采访他家的户口为什么这么难解决。

　　没想到，李殿洲口气坚决地说“不回去”。

　　李云、李月一听就急了，叫着：“干嘛不回去？没准这样一回去，咱家的事就解决了。您不回，我们也要回！”

　　问了半天，李殿洲才嗫嚅道：“跟你掏心窝子说，我是没脸回去。”

　　他讲当时认识的人都借遍了，拉了太多的饥荒。那时，猪肉才4毛钱一斤，现在都翻了多少倍。这家300元，那家200元地借了都没还，现在回去，还，还是不还，咋还？还有借的粮食呢？

　　“再说了，当年上访的，比我家复杂的事都解决了，我家这点事，到现在没解决不说，人都死俩了。要是解决了，我回去，满面红光。可我30多年，拖家带口地告，也没给解决。现在回去了，还能有人管，能解决吗？”

　　末了，他又迸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我领人回去，让香港电视曝光我家这些事，这不是给咱国家丢脸吗？”

　　从李家出来已是晚上八九点钟，门前的水泥路上一盏路灯都没有，黑灯瞎火的。李月送我，黑暗中，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户口，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得我们一家人喘不过气来。都32年了，哪年哪月才是头儿呵！”（记者 董月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