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模”出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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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6日18:31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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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也不觉得昭君是个美女，可是等到了出塞的那一刻，都觉得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 撰稿／陈统奎(记者) 吴英燕 如果没有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的一番追索，娄永琪可能不会去关心那8个古建筑模型
如今已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的娄永琪，依然记得1980年代进同济大学建筑系读书时，8个被摆在文远楼过道里的古建筑模型。在那个崇尚西方建筑文化的年代，这些模型称不上传奇，也谈不上“镇校之宝”。 20余年在同济，娄永琪看着这些古建筑模型从文远楼搬到红楼，又从红楼搬到新落成的充满后现代气息的清楼。在他眼中，这些模型只是1950年代留下来的几个教具。2006年8月8日，张晴把其中4个模型——苏式厅堂翻修脚手架重檐歇山顶、苏式鸳鸯厅单檐歇山顶、苏州灵岩寺大殿重檐歇山顶和清北方宫式殿堂重檐庑殿顶——搬到2006上海双年展，却博得一片惊呼：同济大学还有如此“镇校之宝”。 “这些模型不仅仅是老建筑的缩小版，更是包含了多种手工艺和人文观念的中国古典建筑的缩影。”娄永琪评价道。 展现在眼前的4个古建筑模型，确实精致，不仅完全复原建筑本身，将南北古建筑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细节处表现得美妙绝伦：巴掌大的门窗上雕刻镂花，并且能灵活开启；屋檐下悬挂的小铃铛摆来摆去，檐壁彩绘美轮美奂。苏州三清殿那个模型，还附上了古代修葺建筑时搭建的脚手架——交错的架子，两边轱辘亦可转动，真实再现了古老技法。 张晴的评价是：“这些积着半个世纪灰尘的绝唱，都没有人拂去尘埃，不仅凝结了工匠的技艺，更象征了中国历代艺匠心手合一的绝唱。” 张晴不仅把它们请到上海双年展，而且布置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海美术馆底楼大厅中央。他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吴长福说：“中国有许多事，都和昭君出塞有关——平时，也不觉得昭君是个美女，一不小心，耽误了她的青春，可是等到了出塞的那一刻，都觉得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 张晴把4件古建模型的参展比作了“昭君出塞”。“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晴更像是这4件古建模型的作者。”娄永琪说，是张晴赋予这些古建模型新的生命和价值。 “美是属于人类的，决不能长眠于冷宫。”张晴用这句话说服了吴长福，来来回回几个月，吴长福终在半推半就中同意“昭君出塞”。张晴说，他本来想亲自为4件古建模型拂去尘埃，但是没想到吴长福已经在媒体上放话：“建议工作人员保留模型上的灰尘”，灰尘也是历史，张晴欣然同意吴长福的先见之明：“让参观上海双年展所有的观众，在看模型的时候也看到半个世纪的尘埃吧。何为历史？何为未来不能构建的历史？都在此刻。” 曾几何时，中国建筑学受到国外思潮的影响，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建模型在同济大学不过是摆设而已，学生们纷纷选修现代设计，风景园林专业和传统建筑专业成为冷门，不再成为主流。娄永琪说，1980年代的时候，同济建筑系的学生往往听到“传统”两个字就觉得过时，“传统的建筑被人渐渐遗忘了。” 今之时，当张晴重新轰轰烈烈地把这4件古建模型展示出来，此间所受到媒体的追捧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建筑教学理念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娄永琪说，这是一种回归，“把过去的东西拉回到现在”，在空间上把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从虚拟的国际化、全球化中拉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时间上把中国拉回到过去的记忆和民族特色中，“虽然现在传统建筑的复苏还是星星之火，但是总有一天会成为燎原之势。” 张晴把这些模型跻身于上海双年展理解为一种富有创意的“超设计”，他说：“这些古建筑模型在我们如今的时代就是一件‘超设计’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三维设计、机械加工，但是却几乎无人能如此栩栩如生地打造出古建筑模型，这些过去看似平常的手艺活今天已经失传。在上海双年展中，我们要看的不只是鲜亮的作品，而且还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根’。” 在张晴公布的2006上海双年展参展艺术家总名单中，出现了两位特殊的中国艺术家的名字——徐永甫、徐和生。他们正是同济大学古建模型的制作者！昨天的匠人今日已戴上了艺术家的头衔。娄永琪说，放在今天的话语系统，徐永甫和徐和生师徒俩就是“民工”，他们是从苏州到上海打工的两位普通匠人。然而，名不见经传的师徒两人留下来的作品，就这样登堂入室，进入高雅的美术殿堂，等候八方来客观赏，诚如张晴所言，这是一种“超设计”。 张晴这样评价师徒二人：“徐永甫和徐和生师徒是上世纪苏州香山帮匠人中的佼佼者，先后被陈从周先生请到同济大学，任职于建筑系木工模型室，专门制作各类模型。徐氏师徒技艺精湛，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匠人’。师徒二人擅长心摩手追，更能过目不忘，有吴道子千里江陵悉收心底一日而就的才情，颇具苏轼作画胸有成竹的风范。徒弟徐和生曾去北京观摩雍和宫，区区半小时即记住该建筑，并制作了本次参展作品之‘清北方宫式殿堂重檐庑殿顶’模型。”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找出作者，张晴颇费一番心血，他前后3次造访同济大学，在娄永琪的引见下拜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阮仪三教授和戴复东院士，几经周旋，终于解开古建模型的身世之谜。娄永琪幽默地说，这是一个现代画家“为民工问院士”的故事。- “超设计”的另一副面孔 文／张 晴 自从与同济大学合作2002上海双年展以后，每次去同济大学开会或访友，最让我牵挂的就是红楼中的苏式厅堂翻修脚手架重檐歇山顶、苏式鸳鸯厅单檐歇山顶、狮子林燕誉堂(硬山顶)、苏州灵岩寺大殿重檐歇山顶和清北方宫式殿堂重檐庑殿顶等8个古建模型。它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牵引着我的目光和思绪，这时，我便会默默地去看看这些模型。 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欲罢不能呢？在2006上海双年展的主题“超设计”诞生的那一刻，这种“欲罢不能的痴迷”突然变得明亮起来。何谓“超”呢？难道“超”仅仅是“超越和超过”吗？“超”是明天比今天更美好吗？“超”难道是直指未来吗？我想，“超”一定有它的另一面，当我们回溯历史，同样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中找到“超”的精神和形态，让中国古代“超设计”的智慧来激活今天“超设计”的想象。也就是在这个辽阔的背景下，这8个模型也就自然而然地涌现了出来。我想亲手抚去这些古建模型上久存的灰尘，以“超设计”的名义将它们放置在上海双年展上展出，让来自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看到中国工匠精湛的技艺，感服于中国古代工匠的神明。这些模型并不仅仅凝聚了一两个工匠的技艺，而是象征了中国历代工匠心手合一的绝唱。 为了查找制作这8个古建模型的老工匠的姓名和身世，我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四处寻访，反复考证。2006年7月12日中午，冒着炎炎烈日，我和项丽苹一起前往同济大学，在殷正声教授和娄永琪副教授的引见下，拜访了阮仪三教授。1950年代前期，阮仪三教授是陈从周先生的学生，他对两位老工匠记忆犹新：“这两位工匠是父子关系。父亲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儿子的名字叫徐和生。大约1956年我们在做吉隆坡胜利纪念碑、华沙英雄纪念碑和莫斯科西南小区模型的时候，徐和生都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戴复东先生负责这几个方案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而徐和生先生只是负责根据方案的图纸做模型，但有时戴复东的图纸还没全部画完，徐和生已经把模型做了出来。戴复东看了徐和生做的模型后很惊讶，因为徐和生做的模型和他的设计意图竟然十分契合！当时，是陈从周先生提出要做古代建筑的模型，于是就有了现有的这些模型。其实当时还不止现存的8个模型，我还记得曾有一个苏州北寺塔的剖面模型，非常精彩！可惜这些珍贵的模型都下落不明。在‘文革’时期，就连这8个模型也面临灭顶之灾，于是，陈从周先生和我们几个学生把模型藏了起来，记得当天是个大热天，我们几个赤着膊，满头大汗地把这几个模型偷偷地搬到了当时还是建筑系大楼的文远楼中。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文远楼223和226两个房间里。直到前不久我到文远楼的223房间，还发现了当时遗留的一块金丝楠木。徐和生先生来到同济大学后，就一直在木工模型室中做古建模型，到了后来，为了教学的需要他还做起了几何模型，他的技艺有口皆碑。更绝的是，徐和生去北京，站在雍和宫下看了半个小时，回来就把雍和宫的模型做出来了！” 2006年7月18日下午，我们又通过娄永琪副教授的引见，拜访了戴复东院士。戴复东院士是一位存有古道的贤者，听说了我各方打听两位老工匠的经历，他一时间闭目凝神，思绪已经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远望着他的青年时代：“我50年代初从南京工学院毕业，来到同济大学，1952到1953年担任陈从周先生的助教。工匠老先生很瘦弱，矮小，徐和生很魁梧。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不是父子关系，是师徒关系。老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他往往以口授为多，而徐和生按照他的授意来做模型。徐和生的技艺不仅表现在他的手巧上，更在于他的空间立体概念很强。做建筑的人，都是从无到有。徐和生是个能神会的人。这几个模型确实是同济大学的宝贝！” 但戴复东院士还是想不起工匠老先生的姓名，当即就打电话给同济大学建筑系几十年的老书记唐云祥，唐云祥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工匠老先生的姓名，但他很肯定地说：两位工匠不是父子关系，的确是师徒关系。戴复东院士突然想起自己可能有一张与徐和生的合影，他坚持带着我、娄永琪、项丽苹一起到他家中寻找老照片。经过一个小时的翻找，终于从几十年前的旧影集中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他与徐和生当年在木工模型室共同研究模型的工作照，他还一定要当着我们的面，亲自翻拍下这张照片送给我们做研究之用。我想，这就是活生生的“影像生存”。 尽管获得了难得的影像资料，但毕竟时代久远，和工匠老先生一起工作的人有的已经作古，在世的也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对于工匠老先生的姓名和身世仍无法确定。不过事到如今，两位工匠的师徒关系已确证无疑，而我进一步确知，徒弟徐和生在“文革”中已非正常死亡。 2006年7月28日下午，我请上海双年展办公室志愿者韦玫竹和金滇带着上海美术馆的介绍信，赴同济大学档案馆查阅档案。可喜的是，终于找到了徐和生的档案，从他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徐和生1934年到1954年的经历的证明人——徐永甫。我综合了她们带来的档案资料和我之前搜集的资料，再度考证，推断此人就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工匠老先生！理由如下： 1)阮仪三教授认为他们是父子可能是由于他们俩是同姓和同乡的缘故。 2)戴复东院士和唐云祥老书记认为他们是师徒关系，并回忆说，1952年，陈从周教授在苏州玄妙观大修之时相中了工匠老先生，将他请到了同济大学。可是，工匠老先生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在1954年又将他的徒弟徐和生请到了同济。 3)在徐和生的档案记录中，记载着他1918年11月10日出生于苏州，那么也就是说，徐和生在1934年正好16岁。在那个年代的苏州地区，16岁正是拜师学艺的年龄。由此可以推算出，1934年正是徐和生拜徐永甫为师的年份。由于时代和职业的关系，一般来说，师徒往往是相依为命的，一日之师也是终生为父的。1954年又正是徐和生到同济的时间。从此可鉴，在档案上徐和生从1934年到1954年的经历证明人徐永甫，应该正是徐和生的师傅。 恰巧，2006年上海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的总名单于7月28日下午3点正式公布，在公布之前得到徐氏师徒的相关信息，终于能在最后时刻将本届上海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的总名单无一遗漏地向全世界宣布，似乎在冥冥之中，中国历代的老工匠和老艺人们在保佑着我们的这次“超设计”。 (作者系上海美术馆副馆长)-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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