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无遮拦的曹天予

　　口无遮拦的曹天予

　　由于曹天予是上诉方，在每个庭审环节他都会首先发言。之后，周国平再就其发言予以回答。

　　在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曹天予极快的语速和强烈的表达意愿让他的发言时间远远多

于周国平。

　　甚至，当周方陈述事实中，曹天予也会时不时举起手向法官示意有话要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举手至少7次。

　　长期在国外生活的曹天予似乎不会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他甚至引用张鹤慈的话：“张鹤慈在文章里说：‘我和孙在二中院门口流连不已，感慨法院非常漂亮。不知是谁说，现在的法院，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可能是两头皆有。’我希望法庭调查谁告诉他的……”

　　还没说完，就被审判员打断：“上诉方，你现在提出你的意见，引用这个干吗？就说你的观点就完了！”

　　此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

　　递纸条的张思之

　　每当曹天予举手未获批准，或被审判员打断陈述时，与曹隔位就座的一位银发老人就会皱皱眉头。他就是本案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曹天予代理律师张思之。

　　张思之何许人也？今年79岁高龄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律师”，曾亲历林彪、“四人帮”两案，曾接受指派为江青辩护。

　　张思之成为曹天予代理律师的消息一公布，社会反响强烈，尤其是在法律界引发震动。据传，周国平的律师因此换了3拨。

　　据曹天予告诉记者，他最初请的是张老的一位助手作律师，而没想到能请到张思之：“他那样的大律师，我哪请得动？”

　　但是，在庭上，“中国第一大律师”张思之却是除了审判长外，说话最少的。

　　更多时候，满头银发的张思之用他的单柄放大镜，仔细地看手里的材料，有时动笔做些记录。当曹天予说得有些“过火”的时候，他会动动身边的吴以钢律师，让他提醒一下曹天予。在曹天予开庭半小时不到便第二次举手被拒绝时，他飞快地写了一张字条，由吴以钢递给了曹天予。

　　在吴以钢做完最后陈述后，张思之接过话筒，说了一句：“我们上诉人的全部意见，最后都以书面为准。完了。”

　　小心谨慎的周国平

　　相比滔滔不绝的曹天予，周国平显得有些过于安静，甚至偶尔出现轻微的结巴。

　　从审理一开始，周国平和律师就反复强调，作为名誉权案，只应局限在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涉及指责曹天予告密的两句引语。

　　在曹天予方发言时，周国平是在做笔记，周自己发言时，也是照着纸上的记录逐条念出，离题的时候很少。只有在谈到处于危险中的郭世英时，才说到“我看到他，他好像疯了一样，眼睛……”被审判员打断。

　　在走出法院时，周国平被众多媒体记者和朋友簇拥。他微笑着说：“我倒希望谢龙出庭，他出庭很多东西就能说明了。”

　　出庭双方作完最后陈述后，法官并没有当庭宣判。还有很多事情没做，例如，双方要求的证人对质、书面提交补充证据等。由于双方原本就根深蒂固的回忆差异，再加上越来越多证人和证言，一起名誉权官司，越发地扑朔迷离。

　　向郭沫若夫妇报告算出卖吗？

　　按照程序，上诉方首先应对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做出简单陈述。但曹天予一开场就抛出“曹天予到底有没有出卖郭世英”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案件的焦点是周国平在完全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捏造事实，诽谤曹天予出卖朋友郭世英。现在海内外的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曹天予到底有没有出卖郭世英？周在书里说：‘对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的来往带有强烈的功利心，最后出卖了他。’我请上诉法庭注意……”

　　周国平的代理律师打断了曹的发言，认为曹没有按照上诉状和法庭调查程序来走。

　　曹天予急于辩明的这个问题，正是官司最为关键的症结所在。

　　郭世英、曹天予、周国平是

　　“郭世英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周国平在书中这样回忆。

　　1962年，郭世英和高中同学张鹤慈、孙经武等四人组成“x小组”，初衷是建立一个文学团体。小组成员多为“高干子弟”。不管是否有人告发，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这种“学生团体”无疑是危险的。

　　1963年“五一”，郭世英在家里留了一张“诀别纸条”后失踪。这起失踪，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了“x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