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当年我就只干了两件事

　　曹天予：当年我就只干了两件事

　　“当年我只干了两件事。1963年5月7日，听周国平说他们要‘跑’，给郭沫若写了封信，找于立群谈了次话。”在法官要求上诉方陈述事实时，曹天予说。他用极快的语速讲了将近15分钟。

　　周国平在书中写道，曹天予曾给郭沫若的秘书写信告发郭世英及“x小组”的外逃计划。曹天予认为，这就是诽谤之一。

　　据曹所述，1963年4月4日，他觉得“x小组”情况越来越危险，就给郭沫若写信说要谈谈郭世英的情况。同时因同样的目的写信给郭沫若的还有张鹤慈的父亲。但最终谁也没见到时任高官的郭沫若。

　　“郭世英当时知道我给他爸写信了，但他从来没有认为我出卖了他。 我根本没有给郭沫若的秘书写信。”

　　关于第二件事，也就是找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谈话，则发生在1963年5月7日。当时于立群要求曹“不要讲兄弟感情，要去检举揭发郭世英。”，并表示自己会“大义灭亲”。

　　曹天予认为，这种向郭世英父母报告无可厚非：“我找到郭世英的父母，希望他们阻止密谋外逃这种犯法的行为，算不算出卖？”

　　周国平：我细节上的出入不能掩盖他告密的事实

　　在曹天予陈述时，周国平手中的笔几乎没停过。审判员示意周可以回应后，他用很平静的语调开始反驳。

　　对曹是否向郭沫若秘书告密之说，周国平表示完全有可能自己当时“听错了”。

　　“他自己在《往事解读》里面讲得很清楚，‘x小组的事情很可能是讲了。’如果是这样，秘书看到肯定要汇报的。所以我说这个基本事实不影响他的成立。”周国平在庭审时说。

　　针对曹天予认为的“向父母汇报不属于告发”，周国平说：“不管这是否属于告发，有一点是清楚的：导致x小组被捕的所有事实最早是由他口中说出的，直到x小组被捕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说。”

　　这时，曹天予再次举手要发言：“你自己在书中都写了，你5月5日就和陈志尚谈了‘x小组’出逃的事。”

　　有人向公安部门告发？

　　1963年“五一”后，郭世英仍没回家，也没回校，住在x小组另一成员张鹤慈家。据张鹤慈称是张的母亲通知了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但曹天予回忆则是自己电话告知了于立群。

　　“五一”期间，“x小组”已察觉自己受到秘密监控，商量着5月8日出逃。但由于曹天予和于立群5月7日的谈话，出逃计划于8日终止。

　　1963年5月18日，“x小组”中除了一名女生外，其余三名成员，包括郭世英，一起被捕。

　　究竟是此案是公安部自上而下布置给北大党委，还是由于某人的告密导致“x小组”的案发？

　　曹天予：

　　我有人证支持结论

　　进入举证质证环节后，曹天予首先按照审判员的要求，拿着一叠证据开始证明自己的主张——x小组的破获是公安部门自上而下的行动。

　　主要证据是当年北大哲学党总支副书记谢龙的证言。谢龙回忆，1963年5月4日，公安部就把x小组的案子压下至北大党委保卫部，由谢龙再派给年级党支部书记陈志尚。而且5月4日谢龙和郭沫若夫妇在友谊宾馆见面，商议的就是郭世英的处理情况。

　　另外，曹方还举了张鹤慈在接受海外学者采访时的叙述：“张鹤慈也说过，当时案发前他们烧掉了很多x小组成员之间的通信，但是由于公安部早就对他们实行秘密邮检，所以虽然原件没了，拷贝件确有94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