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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换脸第一人体验新生活:孩子刚见面不敢相认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0日02:27 南都周刊
国内换脸第一人体验新生活:孩子刚见面不敢相认

回到家乡那天,一些年长的村民反复伸手去摸李国兴的新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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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换脸第一人体验新生活:孩子刚见面不敢相认

被黑熊袭击前的李国兴(左),第一次换脸手术后的李国兴(右)。 制图/哲


  记者 叶伟民 西安报道

  当你每天要顶着一张别人的脸皮,

  那会是何种感觉,

  自我认同是否发生改变。

  社会交往会否出现危机。

  李国兴,

  这个被黑熊抓伤脸部的云南小伙,

  成为了中国换脸第一人。

  本报记者与其面对面,

  记述着其术后的点点滴滴。

  8月29日中午,主刀医生郭树忠告诉李国兴,如果一切顺利,再过两个星期左右,他的第二次手术就可以进行了。

  李国兴自然无法完全体会外界的这份兴奋,他在云南西北部的深山密林中与世隔绝了30载,因在3年前遭黑熊毁容,后被发现而“意外”进入现代世界。今年4月13日在西安西京

医院成功为他进行的“换脸”手术,更让这个傈僳族汉子与那位遥远的38岁法国妇女(世界第一例换脸人)一道,振奋了整个世界医学界。

  李国兴不懂汉字和汉语,不关心天下大事和流行歌曲,也从未想过会因为一张曾丑陋无比的脸而迎来生命的转折。如今的他一如既往地享受着“隔离病房”的快乐生活——每天洗3次澡,看8个小时的电视,然后到院子里轻松溜达,参考城市人的摩登衣着和前卫打扮。

  然而,李国兴还是偶有幻想的。他时常惦记家中的妻儿和那些茁壮成长的羊,并时常奢侈地设想,等手术全部结束后,把家人都接来西安,扎根这个叫“城市”的地方。

  外科楼的特殊病人

  8月30日的早晨有点湿闷,但这似乎并没有太影响李国兴的心情。他像往常一样,在6点半之前起床并整理好床铺,然后拉开草绿色的窗帘,迎来早晨第一丝亮光。

  窗外的行人纷纷加快脚步,诅咒着这恼人的天气。李国兴伸了一个懒腰,甩了几下手腕,然后拿出拖把和抹布,认真地打扫起房间来。

  早饭7点准时送到。今天又要做馒头实验,由于抗排斥药物的副作用,李国兴的血糖有点高,医生定期让他吃馒头餐,以便更好地观察血糖测量值的变化。

  馒头实验的“痛苦”在于只能干啃馒头而不能喝水,李国兴就曾被噎过几次。他望了身旁的护士一眼,在得到对方否定的眼神后,无奈地咬下一口,一边吞着这团面粉疙瘩,一边怀念着昨天那顿鲜美的鸡蛋早餐。

  李国兴对鸡蛋的钟情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在这里他一顿能吃下七八个。这对常年以土豆、玉米为食的李国兴一家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挥霍。

  结束了难熬的馒头餐,李国兴开始了一天的休闲。8点刚过,他就打开电视,用遥控把所有的频道轮换了一遍,然后停留在自然科普节目或古装剧上,那里能看到他熟悉的丛林和山峰。

  不断有护士从房间里出出进进,除了隔两三个小时给他测一次血糖外,还准时监督他吃药。第一次手术后4个多月来,李国兴的身体一直倔强地排斥着这块新脸,他不得不靠一种叫“免疫抑制剂”的药物将免疫力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墙上贴着一幅他受伤之前的照片,那是1995年的早春,身穿蓝色卡其布衣服的他顶着和煦的阳光,在一堆灌木丛前憨厚地站着。照片是李国兴刚入院时与同来的侄子乔秀荣一起贴上去的。他并不介意直视他以前的模样,虽然这已经不可复原,但毕竟属于他的过去,真实存在的过去。

  被脸改变的人生

  在李国兴内心,除了对郭树忠医生等人,还对一位27岁女孩段惠充满感激。时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老君山项目助理的段惠,目睹了李国兴手术前的痛苦,并陪伴他走完从深山到手术台这段路。

  2005年8月底,段惠和她的同事正在云南老君山进行亚洲熊项目调研。在怒江州兰坪县林业局的办公桌上,他们看到了李国兴受伤后的照片,这个在2004年春天为寻找一只丢失的羊而惨遭黑熊毒手的年轻人,牵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在获悉西京医院愿意免费为李进行“换脸”手术之后,段惠随即陪郭树忠赴实地与李国兴会面。她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个身影:春寒料峭,一个身穿秋衣、劣质西装和解放鞋的男人沿着墙角走了过来。他没有进入段惠他们所在的那个饭馆,而是在门口蹲着。

  李国兴不是不想进去,而是受伤两年来,这张恐怖的脸已经不知道吓跑过多少村民,整个村庄完全将他孤立起来,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自卑到极点的他只得到村外一块荒地上搭了一个木棚,终日不出。

  虽然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近距离见到李国兴的那一刹那,段惠还是有种崩溃感。随后的午餐段惠粒米未沾。那一天是2006年2月4日,大年初七。

  一个月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用汽车将李国兴带至昆明,再转火车去西安。其间,李国兴度过了让他惊心动魄的3天——第一次住酒店,第一次见到超级市场,第一次吃红烧肉,第一次坐火车……他的世界突然提速,从农耕时代一下子跨到了信息时代。

  3月11日,李国兴戴着口罩与郭树忠再度相逢于清晨6点的西安火车站。又过了一个月,“换脸”开始,一位脑死亡捐献者的右半脸被取下,经过漫长14个小时的手术终于与李国兴的脸结合在一起。

  有了“脸”之后,李国兴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汉语。在极短的时间里,李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飞跃。他不但重获了尊严和自信,还首次全方位地认识了这个世界。他开始留恋城市生活,还开始试探性地盘算日后能否也能成为这里的一员。

  接受与被接受

  手术结束当天,李国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照镜子,而他这个愿望在一天后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医生们想了各种可能,包括“他讨厌这张新脸”的最坏打算。毕竟,对李国兴来说,这是一张别人的脸。

  看到镜子的第一眼,李国兴怔了一下。这使现场的气氛都紧张起来。足足有两分钟,李国兴左右转动着脸庞,仔细端详镜子里面陌生的自己。

  直到李国兴满意地点了点头,在场医务人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谁也不知道李国兴刚才都想了些什么。他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那张“新脸”,由于感觉神经还没有完全恢复,这块外来物没有感受到他指尖传来的问候。“新脸”左右还不是很对称,右边眼睛的部位对接得也不是很理想。李国兴经常对着镜子细细观看,然后告诉每一个来探访的人,他最满意的是鼻子。

  然而,医生们的担心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的妻子能接受吗?他的孩子能接受吗?他的父老乡亲能接受吗?

  7月28日,李国兴安全度过术后100天并踏上了回家省亲的道路。一路上,他的忐忑暴露无遗。镜子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他经常对着它练习微笑和修整胡子,以及打理他那以前从不在意的发型。

  3天后,李国兴终于在啦井镇见到了妻子和一双儿女。激动的李国兴一路小跑到他们面前,但妻子却用手捂住了眼睛,两个孩子也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衣角,胆怯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父亲。

  过了几分钟,妻子才把手拿开。她领着孩子们细细打量丈夫的新脸,眼神里充满了惊奇、疑惑和思念。周围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突然,妻子扑在丈夫的肩膀上,一家人拥抱在一起,痛哭不止。

  第二天,李国兴回到了久违的家,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见面,一些年长的村民就伸手去摸李国兴的新脸,反复了几下之后,他们终于相信这不是塑料做的。

  李国兴似乎又回到了受伤前的幸福时光。他激动地杀了2只羊和5只鸡来招待随行人员。这相当于他家近一半的财产,医生连连劝阻,他直起腰板,一副要跟人急的样子。

  吃饭的间隙,妻子不时用余光打量丈夫。丈夫变了,他会将骨头放在前面的盘子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随意丢弃。饭后,正在用手背衣袖抹嘴的乡亲们也惊奇地发现,李国兴像那些城里来的客人一样,掏出纸巾细心地擦着嘴角。

  “无论是外貌还是生活习惯,李国兴的妻子还要用一段时间来适应丈夫的变化。”郭树忠敏感地觉察到李国兴家人的微妙心理。

  现在的李国兴仍然在努力适应新的模样,由于运动神经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笑起来甚至有点像面瘫。他每天坚持在镜子前练习各种表情,争取尽快驾驭那张现在仍有点像“面具”的新脸。

  遭遇伦理问题

  为38岁法国妇女伊莎贝尔成功实行世界首例“换脸”手术的专家组,曾在1998年遇到一件尴尬的事。医生们在那一年为一名男患者做了世界上第一例单手移植手术。患者开始很兴奋,但此后出现了排斥反应和心理上的自我认同障碍,他最后恨透了那只“别人的手”,甚至考虑过自杀,只得在三年后说服医生切除那只辛辛苦苦移植来的新手。

  同样,主刀医生郭树忠也曾担心过李国兴会在心理上排斥这张“别人的脸”,甚至出现自我认同迷失。“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反而对换脸想得越多。”郭树忠说,“中国的

传统文化对脸面看得非常重,在这一点上,要一下子扭转人们的观念比较困难。”

  此前有人担心李国兴换脸后会与捐献者的面容相像,会引起手术者和捐献者家庭的一系列反应。然而,手术后的李国兴长成了一个“第三人”,郭树忠解释这是由于他们的面部骨骼有差异,好比同一件衣服穿在两个骨架不同的人身上,感觉也会不一样。

  暨南大学心理学博士曾红对“换脸”的伦理前景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她认为,一个人换脸后会引发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系列问题,甚至会导致人格分裂。而家人朋友虽然在理智上清楚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但在情感上却无法在短期内接受,特别在拥抱、接吻等亲密行为上。如果放在社会上,还会引起信任恐慌,是对人类信任度的巨大挑战。

  然而,李国兴对待新脸的态度远没有外界想得复杂,他从未顾忌这是一张“死人的脸”,偶尔他也会为那个不知名的捐献者祈祷:恩人,一路走好!

  相反,李国兴的身体对这块组织的抗拒大大超过了他的头脑。他不得不长期靠药物来降低免疫水平,有人认为这会增加他日后患癌症的几率。

  等待全“面”更新

  8月31日一早,护士长刘云景告诉李国兴,天气变凉了,一会儿医院会派人陪他去挑几件过秋的衣服。李国兴为此兴奋了整个上午。

  吃完午饭后,李国兴戴上他那个白色口罩,跟着李护工走出外科楼。路上,在儿科门诊前追逐打闹的孩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想起了家中13岁的儿子和11岁的女儿,为了“换脸”,他已经很久没有过问他们的学习,也没有陪他们在山里奔跑。

  街上的人给了李国兴很高的回头率。但他却不介意,他拉了拉口罩,尽量遮住那张仍然很臃肿的脸。

  李国兴的休养生活还在继续,郭树忠医生却又开始忙起来了。他要加紧准备李国兴的第二次手术,虽然这是个不难完成的工作,仅仅是取出上次手术留下的两条大血管以及修整不太对称的脸,但对李国兴来说,哪怕只是完美一点点,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郭树忠的面前。前段时间他接到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电话,说云南又有一例遭动物全脸毁容的个案,但由于资料不全,只知道他终日用纱布蒙头。该组织正在全力寻找这个“无脸人”。

  从医学上讲,“换全脸”是一个科学界想做了很久而一直未能实现的事情,李国兴此次被换了三分之二的脸,为这个手术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然而,面对伦理、心理、法律等各方质疑,以及是否需要终身服用免排异抑制药物等难题,都提醒郭树忠他们要谨慎对待这“第一只螃蟹”。

  李国兴不会理解医生们的顾虑和烦恼,他正在积极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留在西安,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清洁工、园丁或帮忙照看医院动物实验室里的兔子和羊。

  再过几天,西京医院的整形外科将搬到对面的一座新楼里,护士们不断向李国兴描述那即将入住的更舒适、更豪华的单人病房。但这对他来说,显然有点无法想象——还有比眼前这间拥有电灯、电视、空调和抽水马桶的病房更好的地方?

  毕竟,相比于老家那个黑漆漆的小木屋来说,这里已经是天堂。

  (实习生刘源对此稿亦有贡献)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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