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抢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名单增至万人(6)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正是和对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孙宅巍说，“我们走过了一条

坎坷的路”。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到奥斯威辛和广岛的例子。2005年1月23日，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举行了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犹太人名单的活动。近700人接力朗读，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而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

　　孙宅巍说，“我们动手的时间，和欧洲人、日本人比起来，间隔比较长。他们在战后马上开始搞，他们甚至是真的把人数精确到了个位，把人的名单住址都搞出来。我们呢，抗战胜利后马上就是内战，内战后又是朝鲜战争，紧接着又是一次次的运动。民国史就成为禁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两大坏蛋嘛，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民国史的一段，所以对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43岁的吴先彬对此深有体会，小时候他生活在南京市汉中门一带，“我的外祖父常常跟我讲日本人在这里杀了很多很多人，可是小时候书里都没提到过啊，好像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但是又觉得外祖父总不会骗我吧，所以半信半疑”。吴先彬的疑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解开了，“1984年我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最早研究大屠杀的高兴祖老师从美国带回来一盒录像带，那时候没地方播放，就拿到电教室，我有幸陪着高老师看了一段，这才相信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发生过”。

　　1984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正式开始了。从1984年到1987年，南京市完成了修史、建馆、立碑的工作，“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建了一个纪念馆，立了15块纪念碑。到今天已经是19块了”，当年亲身参与的孙宅巍说。

　　孙宅巍说，现在纪念馆内“哭墙”上的名单正是这个时候从国民政府1946年调查留下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那时我们也曾经想到要搞这个名单，但是也比较困难了。因为80年代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四五十年的时间了，超越了两代人”。

　　张连红认为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像日本广岛那样去调查，“日本占领了南京8年，战争结束以后去做调查已经很难了。那时的南京又是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哪个人死了别人也可能不知道。另外户籍制度还不完善，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

　　“还有一个原因”，张连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孙宅巍说，现在的补救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现存的档案资料进行地毯式搜寻；“第二就像南师大他们做的，找到当时的目击者、见证人，请他来说一说，你知道你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什么人，他们是怎么遇难的”。

　　“如果20年前来做这个工作，会好一些。但话又说回来，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发现了这么一个不足，下大力气去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孙宅巍说。

　　而张连红已经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田野调查，“论文我以后还可以写，但是对见证者的调查，错过就没有了”。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