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贫困县农民卖房 为供儿子上清华读博士(图)(2)

　　交不起30元费用女孩大哭

　　日前，在党马乡黑漆河村老房沟组，记者便遇到了这样的一幕。

　　半山坡上，天色已经暗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正在场院里低头绣着什么。女孩身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布鞋，看去只有10岁左右。她说自己叫余亚琳，在方家

湾小学念3年级。晚饭后，父母上山砍柴，留她在家看门。

　　从洞开的房门望去，昏暗的土屋里除了一张床，几条板凳，什么也没有。在最初的问答中，余亚琳还流露出遇到生人的好奇，言语间充满稚气。但当问到她的学习时，她的嘴角突然绷得紧紧的，说上个月问爸爸要30元的辅导材料费到现在都没有。说着，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余亚琳不停地拭着满脸泪水说，一年级时还收学费，到二年级就全免了。可今年不知为什么，老师忽然要他们买学习用书，于是她就向爸爸要，爸爸却一直说没有钱。一个月前，爸爸去青山乡打沙子，干了6天，才挣到了100元。但就在这6天里，一粒尖锐的石子迸进了他的眼睛。

　　“老板说没钱做手术，现在石子还在眼睛里！疼得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早上早早就起来了……”女孩说到这里，哭声变得撕心裂肺一般。邻居一位大婶说，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天孩子的母亲教会她刺绣，虽然绣花还不行，但可以做最简单的“插底”，也就是在画好的图案外，绣一些颜色单一的背景。一幅不到一米长的绣品，绣“插底”一面能挣5元，时间得花一个月。

　　“对那些特别贫困的家庭，每年局里都会号召员工为贫困生捐款，少则50元，多则100元。”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米中元说。可这些钱对众多的贫困家庭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黑漆河村有1400多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400元，生活支出绝大部分是孩子入学。村主任刘新阳介绍，村民小病很少去医院看，能撑过去最好，撑不过去，再看。

　　刘新阳说，虽然国家对贫困生实施了“两免一补”，村民负担减轻了一些，但因为贫困生补助市上有指标，分到县上也有指标，真正能“补”的人很少。如全村21个在校学生，今年免学杂费的有19个，而“补”的指标只有4个。

　　党马初级中学共有650名学生，这学期有440人免了课本费，而享受生活补助的仅有140人。

　　根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全县学生中免杂费的37278人，免课本费的1664人。有3819名贫困生补了生活费，补生活费的贫困生还占不到总数的10％。

　　而在那些孩子考上大学的家庭，每年学费基本都在4000元以上，“天文数字”的“大学成本”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农家的承受能力。

　　正因为贫困，父母们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朝走出大山。冷水村民刘成荣说，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一笔持续的、很大的支出，可以说只要念到大学，几乎没有谁家不贷款的。但即便如此艰难，仍有近七成的村民把上大学看作了唯一出路。

　　陪读为圆孩子“大学梦”

　　在奔向大学的路上，更多的家长把重心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自朱宏政、朱宏权上初中起，李发胜和妻子务农，其母亲则到县城为孩子做饭。如今，只有40户的朱家屋场，已有6户随着孩子进县城陪读。在索峪河村，仅一个组，就有30多户去“陪读”。有的即使孩子是在党马乡上念初中，家长也要从较远的山里到学校附近租住。

　　今年43岁的方武连原住在黑漆河村老房沟组。随着两个孩子来到乡上念初中，他干脆花30元租住到了镇街上。为了多挣钱，今年5月，他贷款14000元买了机动三轮车。每天到丹江运沙，十分辛苦，每车三吨仅挣12元到15元。

　　很多“陪读”的家长都在拼命挣钱。付出的艰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无论从哪方面看，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是最公平，最具操作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西安市高新一中高级语文教师刘续认为，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单一，使得人们拼命寻找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途径，如目前社会在对人才的选拔中，仍是唯文凭论。所以只要有一丝可能，人们就会选择读书这个方向。甚至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读书。

　　就业压力大“反哺”很难

　　尽管考大学是为孩子今后能有更好的出路，但不能说，其中没有附着家长自身的希冀。当含辛茹苦地将孩子送出大山，父母们也希望着伴随孩子的脚步，能改变家庭的窘况。然而，这种希望，却随着目前大学生择业的越来越困难，变得愈来愈渺茫。

　　对此，李发胜深有体会：大儿子朱宏政毕业后嫌工资低，就到广东应聘，不想半路生病。家里花去了数千元治疗费。后来他联系到珠海一家企业上班，但月工资也仅3000元。如今，除了自用，每月也只能寄几百元回家。而这些钱，除一部分寄给在西安补习的朱宏印，剩下的主要还是用于还债。至于后年才能读完博士的朱宏权，李发胜说还不能指望。

　　赵川镇王杰家的情况跟李发胜家的情形相似。10年来，王杰兄妹三人相继从商南较为偏僻的赵川镇“走出了大山”。可是，至今兄妹三人都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王杰说，为我们念书，家里外债欠了2万多元，最终是父母慢慢还完的。我们工作至今工资低，我们只是自身脱离了山区环境，但还没能力改变家境。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校是不是一流、专业是不是吃香，成了就业的重要条件。正是因此，李发胜坚持朱宏印放弃了一次读大学的机会，复读来年再考。类似的贫困山区补习生很多，尽管复读意味着要付出更多辛劳、金钱，但考上名牌大学热门专业，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沉重负担引发的选择

　　在党马乡，相比一些家长热心于将孩子送入大学校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去煤矿挖煤。村干部证实，近年来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大都去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矿。“去矿上有吃有住，一个月少的两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一位刚从矿上回家的小伙说。

　　据悉，最近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有村民在矿上出事的消息。如8月底，该乡碾盘村冷水组的3名村民就在山西某煤矿住地因塌方死亡。

　　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读初中、高中时，家里都已负债。为早日还债，缓解家中经济压力，他们只有选择挣钱多，但风险大的下矿采煤的工作。

　　从教30多年的王敦华认为，去煤矿打工现象的普遍，实际上正好反映出目前农村教育支出与村民收入不相匹配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与多年来基础教育投入低分不开的。（本报记者潘京文/图）

　　来源: 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