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者”：紧握困难群众的手

　　"别人还以为我们两个是兄妹呢！"李涛说起自己和妻子李真的名字，莞尔笑道。

　　就是这对普通的年轻夫妇，与200多位志愿者一起创办了专为困难群众服务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NGO）---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下文简称"协作者"），将困难群众在繁华都市里日渐消退、遗忘、放弃的信心、智慧、道德等重新拾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伤者前行。

　　"团结协作，助人自助"

　　"酒香不怕巷子深"，协作者就如陈年佳酿般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小胡同的四合院里。10月的一天，半月谈记者顺着那曲径通幽的小胡同，来到了协作者自2003年成立以来第4次搬家的落脚点。院子里，139位讨薪打工者代表正与协作者志愿律师商讨案情。另一间门上贴着"劳工家园"的小屋里，12位志愿者正在排练文艺节目，笑声掌声不绝于耳。作为负责人，李涛的成就感显而易见："我们这里经常这样热闹。"

　　协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李涛坚定而沉稳地解释道："我们服务的主体是打工者等困难群众。我们的理念就是'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所谓团结协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台子搭起来，让困难群众在这个台子上展示自己的才能，我们只是推动者、辅助者、协助者。而助人自助，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相信困难群众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比如维权，我们跟他们一起做，协助他们做，这个过程结束后，一方面我们要让他的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他已经把这种能力转化成自己的了，他还可以帮助身边的工友。"

　　"您提到'服务'二字，那么协作者的服务包括什么？"记者问。

　　李涛说："一是服务创新。打工者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不可能一一做到，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开发打工者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组织的能力。比如维护合法权益、适应城市生活、保证身心健康、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

　　二是服务倡导。很多问题不是打工者个人可以改变的，而与社会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现问题，针对专门的问题开展调查、总结经验，再通过开研讨会的方式，把政府部门、打工者、专家学者请来，进行平等的对话，达到互相影响。"

　　背着"生死状"上路

　　"我们1996年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NGO工作，到现在已经10年整了。而真正全职投入NGO还是2003年成立协作者。协作者刚成立时在东五环外，只有一间职工宿舍、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分钱也没有，志愿者就是几个朋友。"回忆当初，李涛十分感慨。

　　漂亮的李真很默契地接过丈夫的话头："2003年突发非典，我们讨论了3个晚上，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打工者最需要帮助。于是我们制定了一套计划---给打工者开展非典紧急救援。当时几个朋友凑了6万多块钱，我们买了口罩、消毒液、印刷了手册等，就上路了。"

　　据记者了解，非典时期协作者是第一家行动起来的民间组织，协作者从那时起开始进入媒体视线。李涛指着墙上贴着标签的北京地图说："这些贴标签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非典时期打下的基础，北京市区直到五环有打工者聚集的社区我们几乎跑遍了。当时我们都签了协议，'如果感染非典，与协作者没有关系，是本人志愿来的。'每个人就这样背着'生死状'，每天早上5点钟出发，深夜11点钟收工，怕传染给家人，连家都不敢回。那真是拿命换来的！"

　　"那你们怎么找到分布散乱的打工者呢？"

　　"我们很注重跟政府合作。我们选择两个输出地政府，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和尚义县，县政府在县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字幕，'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北京打工，在非典期间遇到困难，请打协作者电话。'这也是我们开创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民间组织联手应付传播性的公共危机。后来我们还成立了灾害管理小组。"对协作者的经验之谈，李涛如数家珍。

　　"他们的生命因协作者而改变"

　　"维权是协作者工作的一部分，协作者自2003年成立以来，接手过多少维权案件？"

　　"成立3年多来，协作者共接手100多个案件，协助成功率在60%～70%。2003年～2005年，有68000多人次接受了协作者的服务。有的案件已经做了3年还没有结束。这个关于139位打工者讨工资的官司就打了两年多。"李涛指着院子里围坐的一桌人说。

　　"那么多案件迟迟悬而不决，是什么动力支撑你们总是向前走？"

　　李涛想了想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在浙江永康，一个打工者叫杨志豪，做工时被切断3根手指，老板给了他2000块钱要求"私了"。他就到法院起诉，结果被法院赶出来。他觉得没活路了，准备跟老板同归于尽。这个小伙子喜欢看书，他在书店里看到我们的《打工时代》，想临死前跟我们聊聊。我们就赶紧出路费把他接到北京，他在北京一住就是2个多月。我们和他一起走法律程序，他也参加我们的其他活动。后来法院判给了他3万多块钱，虽然现在还有8000多块没有拿到。他告诉我们，他几次都想'豁出去了'，但每到这个时候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能辜负协作者对他的期望。"

　　"我们在矛盾激化体中间起到缓冲和润滑的作用。"李真接着说："来我们这里求助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串故事。孙文娟2005年做透析，却在医院感染了乙肝和丙肝，她没有办法换肾，情绪特别低落。我们的志愿者就经常给她打电话，在她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鼓励她来参加活动，改变她的环境和心态。2006年5月，我从香港理工大学学习社会工作学回来，感觉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坚强。"

　　"为什么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就因为他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机构，或者我们的一点举动而改变。"李真满足地笑了。

　　"最重要的是打工者的文化归属感"

　　"你们为什么叫做'文化传播中心'呢？"对于协作者的这个名字，记者一直心存疑虑。

　　李涛告诉我们："我们服务倡导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塑造劳工群体独特的文化。我们这么多年做下来，感觉维权、就业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打工者缺少社会文化归属感。我们特别希望城里人了解打工者的现状，让他们之间有个沟通，因为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如果双方从心理上、文化上不能互相认同接纳，那么二者和谐是不可靠的。"

　　协作者拥有200多名志愿者，其中有大学生、社区人员、专家学者，也有打工者。协作者把打工者发展成志愿者，其目的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到这儿来不仅被动接受服务，还能给别人提供服务，从而塑造起一个群体的社会价值感和归属感。

　　"从你的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怎样的？"记者抛出今年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

　　李涛稍作沉思："从我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品质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有宽容文化的社会，它不会因为自己的一种观点、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而去排斥另一种。"

　　经费问题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问的，李涛似乎也回答过千万遍了："我们现在主要靠国际基金会的捐赠。另外，我们的服务是志愿性的，社会成本就降低了。截至现在，我们没有向打工者收过一分钱。"

　　"其实从事NGO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光环。别人问我怎么才能成为NGO的工作人员，我开玩笑说，'一是没有固定节假日，二是不能生病，三是所有回报都是工作本身。'的确，做这个工作要比其他工作承受得要多。比如收入，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的月工资都没有超过2000元的。当然这种低收入也不值得提倡，目前环境是这样，我想未来会有所改善。"李涛话语恳切。

　　临走时，记者特意记下了协作者的使命宣言："我们力求通过我们的服务使农民工不再因为职业、性别、地域的差别而遭受歧视，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怀抱着他的梦想和尊严自由行走。"■ 黄海燕 纪 荔

　　来源：半月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