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周密德自学法律为老百姓打官司

　　在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漫长路途上，老百姓有迫切的需求，而相关方面却有“缺失”。

　　撰稿／陆幸生(记者)

　　周密德“有点慌”

　　在中央电视台选定的拍摄现场，几位技术人员正在忙着设定机位，也有在反复校正话筒音响的，一个劲地说：中央电视台第七套乡约栏目，欢迎您的到来。我和从湖北武汉赶来的周密德，并排坐在台下。

　　我在2005年的年初，赶到武汉市区一个亦城亦乡的接合部，采访周密德。当时眼前的所见，颇有些“古意”。脚下，是张之洞当年主持修建的兼有堤坝功能的公路；公路一旁是浩瀚长江，一旁是由杂乱的泥泞小路间隔和连接起来的民居，很有点像老电影里面的陈旧布景。大约是太过熟悉的缘故，也可能是少有外来人员，此处习惯是家家门户敞开。我在周密德家的门口坐了三四个小时，那份江风的凛冽，一直记忆深刻。

　　回沪后成稿，刊发时候的题目是“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律能力”。事后几周，有过新疆等地的读者给我来电，要求与周密德联络，目的是请武汉的周密德帮他们打官司。我问，两地相隔那么遥远，周密德这个忙怎么帮法？对方的回答往往是：我请他回答我官司里面涉及的法律问题，“他还不要钱”。彼此简短的应答里边，舍近而求远透露出的信息是，在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漫长路途上，老百姓有迫切的需求，而相关方面却有“缺失”。

　　日前，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的栏目编导打电话说，看到我在周刊上写的报道，周密德从农民向着工人、市民转化，努力学习法律的经历，非常符合七频道“乡约”栏目的制作思路，他们想做一期周密德的专题访谈，屏幕播放时间为50分钟，但是从各个渠道都无法找到武汉的周密德，“好像是不大配合寻找”。其实就是，周密德至今在武汉打了几百场大小官司，在他的每一份诉讼材料上，他的家庭住址、联络方法，是一目了然的事情。看来，中国民间一位老百姓或数位老百姓提出的法律诉求，与相应部门、相应条文之间，还是有着“别扭”的距离。

　　我在征得周密德同意后，将他的家庭电话给了中央电视台编导。当日，编导回电：中央台录制周密德访谈节目的时候，请你同来“互动”。

　　在北京夜晚摄氏零度的风里，中央台的编导告诉我，周密德已先期一天来到，本来安排他住宾馆的，他坚决不肯，后来就住在了附近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招待所里。“周密德说，这样便宜”。当晚，去郊区给周密德拍外景，摄制组还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到招待所见到周密德，他身着新的白衬衣，新的深色长裤，外边套一件新的茄克衫。他的这番崭新气象，与我在武汉见到他时，一身脏兮兮的“落魄”棉袄，真有天壤之别。而此刻，看着中央电视台一大群工作人员奔上跑下的忙碌，他贴着我的耳根说：我还真有点紧张。我说，你官司打了几百场，

　　老百姓急着呢

　　从我早晨见到周密德开始，一旁跟着的摄像机就没有停过。根据要求，在招待所里边，周密德重新洗漱。到招待所外边的绿化场地，周密德重新“思考”。我在稿子里曾经写道，执拗的周密德，因为心中有气，在一次拍摄全家福照片的时候，特地买了黑白两双袜子，一只脚穿白的，一只脚穿黑的，拍照的时候还特意撩起裤腿，为的就是在照片上永远留下“昭示天下”的心愿：朗朗乾坤，黑白分明，我祈求是非断定，法律公平。所以，现在编导要求，周密德同样穿上黑白异样的袜子，摄像机便围着这一黑一白，穿着皮鞋的双脚，转个不停。

　　当初文章刊发，我给周密德邮寄过两次杂志，而今周密德自己手头只剩下了一本。他说，你写我的文章发表，武汉当地“部门”里的人也看到了，有关负责的一位主任，特地来到我的家里，跟我说话，把杂志都借去了，说是要带回去“学习学习”，就再也没有还回来过。我问，那位主任说要学习个什么呢？周密德回答说：你头一节就写了，冤案不一定是错案，我这个话说好几年了，就是没个人来仔细听，总是讲，冤案就是错案，冤案怎么可能不是错案。你给写明白了，“部门”里头非常“感兴趣”，要求大家仔细地学习。“他们还讨论呢，总的问题是，根据法律事实这么判决，虽然不是错案，但心里知道这是个冤案，还判不判？”我说：是啊，明知故犯，判不判呢？周密德依旧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白纸黑字，有法律证据，你判就得这么判，法律依据和道德评判，有时候就不是一码子事情，没法子嘛；但是，你作为“部门”，心中已经有了数，可以先调解，而且调解起来，这个话的分量也就说得不一样了，调解结果也很可能不一样了嘛。

　　问起周密德现在干些什么，他回答说，我现在已经很少替人打官司了。打官司嘛，也就是解决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拖的时间也长，还挺烦人。慢慢地，我就发现了，有时候运用的法律条文，有时候依据的审理过程，有“不对头”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很多地方的错还是相同的，也就是“从头上开始就是不对的”。我就想，这个“头上就不对”的源头在哪里？这个源头是在教科书上嘛。我就去买书，反复地读。我发现，我们的教科书上，有些地方已经“不对”了。

　　周密德拿出这次带到北京的两本书，封皮已经翻得破旧，里边很多页上画着红的蓝的杠杠。在农科院招待所外边绿地里，坐着听周密德“啰里巴嗦”地讲个不停，我实在是佩服。要知道，当初他第一场官司打输的时候，他还仅仅认识20多个汉字。他认识的这些个汉字的范畴，是自己的姓名，老婆的姓名，还有自己单位生产小组同事的名字。他作为小组长，领发全组工资的时候，必须认识这些姓名。“20多年下来，不认识也认识了”。而如今的周密德，是这样流利地辨析着中国高等学府法律专业教科书上条文的“正谬”。

　　摄像机镜头，对着我和周密德。周密德对我说：没有人来听我这个老百姓的的话呀，人家看见你记者写了，冤案不一定是错案，就相信了，就要去研究，“这次你又来了，你得帮帮我，有的条文真的是不对头的呀”。

　　我的回答是文绉绉的：唉，有些事情急不出来。

　　周密德回答：老百姓急着呢！

　　录像时的笑声和掌声

　　11月15日下午2点半钟，访谈录像正式开始。

　　中央电视台编导根据本刊《一个中国公民的法律能力》文章的事实基点，归纳为若干对话形式的提纲。此时，相约栏目主持人肖东坡桌前摆着的电脑屏幕上，页面上“写着”的就是这份提纲。

　　肖东坡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周密德，你怎么就敢在法庭上打法官呢？周密德的回答，如同去年我采访他时候一样的坦率：因为承包合同的纠纷，就请律师打官司，人家给一份律师费，我就多给，心里头想的是，拿了我的钱，就要给我办事。到法庭上一听，法官和律师的问答，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火了，自己站起讲话。法官要我遵守法庭纪律，不要指手画脚。“我就顺手推搡了法官”。

　　主持人问，那个法庭挺大的，你怎么就推得到法官呢？周密德回答道：当时的法庭就是一个小屋子，几乎就是面对面地坐着，一伸手，就碰着了。主持人要他比划一下当时动作模样，周密德站立起来，用他曾是农民、后来是工人的大手掌，“狠狠”地伸向主持人。肖东坡不由得后退一步，台下的观众猛然间大笑起来。法庭上法警从来没有见到过敢“打法官”的诉讼者，一时愣在那儿。周密德奔出法庭，跑远了。

　　说来可笑，满怀愤怒的周密德回到家中，蒙头大睡，基本不认字、根本不懂法的他，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惩罚。第二天，周家大门被敲开，周密德抬眼一望，是昨天法庭上那个没能拦住他的法警。主持人问道：你又推法警了，又跑了？周密德老老实实地答道：没推，也没跑。主持人问为什么，周密德说：这个法警背后，还站着两个法警，“打不过，也跑不掉”。

　　台下再次轰然大笑。

　　周密德“咆哮公堂”，拘留十日。

　　在拘留所里，周密德“思考”着。他想通了，也想对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认得当官的人，“白道”就走不通。走黑道，他心中不甘，我是个好人，干吗要找坏蛋；而且我也不认识任何强盗小偷。周密德觉得只有走“红道”，这个红道就是依靠法律，获取一个公民的公平待遇。

　　周密德不认字，就跟着自己女儿学。主持人问，你女儿读几年级？周密德回答：两年级。主持人想当然地顺口应道：噢，大学两年级。周密德立即更正：不是，小学两年级。台下观众再度哄堂大笑。然而，周密德就是跟着两年级的女儿，认字、写字，以极其坚韧的姿态发愤学习着。

　　时光荏苒，周密德的两个女儿，现在都是大学生了。

　　主持人要周密德当场“演绎”。主持人拿出周密德带到北京来的，由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的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材《诉讼务实》，随手翻到其中一页，让他当堂诵读。周密德毫无迟疑，诵读完毕，并且立即讲解。主持人再出题目，他讲话，周密德听写。周密德俯身，在一张大白纸上写将起来。结果，五六十个字中，语意对头，只是感谢写成了“干谢”，观点写成了“关点”。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整个访谈录制结束，已经将近傍晚5点。台下的观众中，有人走向周密德，而周密德被记者包围着，让他摆姿势拍照。周密德挤到我的身边，再次贴着我的耳根说道：我开头说得有点乱。

　　逐步接近渴望富裕的目标

　　这次周密德的专题访谈节目录制，中央电视台请来了“中国第一届十大著名律师”之一、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岳成律师做嘉宾。主持人请岳成律师评点周密德的讲述，岳成律师说道：我与周先生的区别是，我是一个有着国家律师执照的职业工作者，而周先生则是一位“土专家”，我首先感到的是，我们职业律师工作，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位和缺憾。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到的事情，而没有做到、做好，以至于只能由周先生这样的本身就需要法律帮助的普通百姓，自己变成了“律师”。

　　主持人肖东坡让我这个写过周密德专访的记者“谈谈”。我说：刚才大家听到周密德讲话，经常大笑，他的话非常具有黑色

　　节目录制到了尾声，主持人问到周密德现在的经济生活状况。湖南出生，又在湖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周密德，说话声音很大，颇有点自豪的味道。粗粗听来，周密德似乎是得到了他愿望之中的动迁费用。那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周密德说道，当地某个银行希望他把这笔钱存在那儿，他同意了，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亲眼看一看这笔钱，“实物堆起来有多高”。周密德又来了执拗的劲头：给我看到这一堆钱，我就把钱存在你这个银行里，如果不给看，那我就不存你这个银行里。事情闹到最后，当地银行真的就在“适当的地方”，给他观看了这一数额的钞票，摞起来究竟有多高。周密德达到要求，也就实现诺言，将这笔款项存在了这个银行里。

　　录制节目结束，我问周密德，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到这笔钱？周密德回答得非常实在：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钱。

　　这一句话的内涵可以被这样概括：像周密德这样一位普通的老百姓，为什么十多年来发奋学习法律知识，锲而不舍地坚持到法庭上来讨公平和正义，他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遵纪守法，逐步富裕。周密德的努力，使得他在一步步地接近着自己的目标，最实际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他的两个女儿，如今都已经成为了正在就读的大学生；而且，明年他要盖新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