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妇女陈博瑞遇见残疾女孩周琳

　　“我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许诺给任何人，直到我碰到了周琳。”

　　——Brecken Chinn Swartz(陈博瑞)

　　★ 文/薛涌 供图/陈博瑞

　　直到今天，Brecken Chinn Swartz(中文名字：陈博瑞)也无法理性地解释，她那天为什么会在残疾小姑娘周琳的面前停下来。她只觉得是一种直觉引导她这样做。而这一邂逅，竟然戏剧般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陈博瑞，这位30多岁的美国妇女，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当时正在攻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天，她走在北京的街头，是为了她的博士论文去访问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辑。陈博瑞精通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擦肩而过。她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拿到博士学位后，找一份教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此时，正是她人生的最不确定，也最为焦虑的时期。

　　2004年10月22日，非常普通的一天。陈博瑞后来说，她有种预感：今天会见到一个重要的人。

　　在电视台的门口，她看到了一群要饭的人。这在大城市中太常见了。陈博瑞本来可以像所有的都市人一样对待这些人：要么给几个零钱，要么扭头装作没看见。

　　但是，她却被一位残疾小姑娘给吸引住了：她后来回忆说，这小姑娘的脸看上去是那么单纯无辜，但肢体却是那么严重的畸形。“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漂亮，容易吸引我。这绝对不是。当时她的样子非常悲惨，也不干净。”陈博瑞这样回忆当时那一幕。陈博瑞停下来，单膝跪下，轻柔地用普通话问道：“你是怎么啦？”

　　相遇：不幸的周琳的幸运一天

　　小姑娘名叫周琳，才12岁，来自千里之外的四川。周琳原本在学校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一年多以前，她突遭横祸。2003年1月的春节，因家里买了不合格的煤油，致使煤油灯爆炸起火，她和妹妹顿时被火球包裹。特别是周琳，被烧得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

　　周琳的父母是农民，父亲一个月只挣300块钱。周琳因为是严重烧伤，需要做截肢手术，需要植皮，费用不是个小数。可周家哪里有钱给两个孩子看病？周琳后来回忆说，刚开始在医院，医生对她还好，还把自己母亲送来的牛奶给她喝；但是后来，随着周家欠的医药费越来越多，医院甚至连绷带都不愿给换了。

　　周琳的学校和周琳所在的村子，都曾为周琳发起过捐款。但总共凑到不过两三千元。周家只好东凑西借，欠下十万块钱债务。他们也曾到在法院告状，希望能从煤油销售商那里得到赔款，但官司虽然赢了，却拿不来一分赔款。

　　“我们都听说了周家的事，不过我们也都没什么办法”，周琳的一位英文老师徐兰后来对记者回忆说。最后，绝望之中，全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北京，乞讨，上访。

　　陈博瑞听罢无语。她轻轻地碰了碰周琳的腿——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么做过。那两条腿像是两个烧焦的热狗。

　　“我会帮你。”陈博瑞告诉周琳。

　　她事后讲起此事来说：“我说那句话是情不自禁，我的嘴比脑子快。真该怎么办，我一点也没有想好。”

　　其实，她这番情不自禁的许诺，并非全无来头。陈博瑞曾在1997～1998年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过国际关系课。她觉得中国人很勤奋、聪明，需要的就是机会。而她在中国却看到，有那么多孩子上不起学。100美元，在美国只够买个圣诞节礼物，在中国却能把一个孩子送进学校。

　　1998年她回国后，就想着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经过几年考虑，她终于在2002年筹划建立了“援手基金会”(HandReach)。其实，这个基金会，总共就一两千美元，许多来自她的亲友。她对大家说：“请不要给我买圣诞礼物，我什么都有。要给我礼物，就给我的基金会捐钱吧。因为最让我幸福的事情，就是把这些钱送到孩子的手中，看着她们上学。”于是，一到圣诞节，亲友就给她开张支票。

　　碰到周琳那天，她毫无准备，再加上有约在先，只匆匆忙忙地谈了五分种。不过第二天，她给周琳带来了基金会的200美元，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许诺回美国后，如有需要还会帮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博瑞至今还感慨万端：“我带了钱来，但不敢马上给他们。因为周围都是乞丐，全都盯着我。”

　　陈博瑞把周琳的爸爸叫到附近的梅地亚宾馆。一路上，他们被乞丐们包围着，他们拉着陈博瑞的衣服，嘴里不停地说，“小姐，请帮助，请帮助！”陈博瑞最后只好对追得最紧的一位老太太说：“对不起，我无力帮助你们。这次就让我帮助这一个人吧。”他们进了饭店的咖啡厅以后，陈博瑞不得不叫保安把跟来的人挡在外面。

　　陈博瑞对周琳的父亲说，你们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我知道他们家欠了许多债。但是这笔钱，只能用于两位女儿的教育，不许拿去还债。”她要求周琳的父亲签字保证，“结果他签了，后来也履行了诺言。”陈博瑞回忆说。

　　寻医：爱心奇迹就这样开始

　　在遇见了陈博瑞以后，周琳一家回了四川。周琳的父亲周志平对记者说，回去后，他和周琳的母亲每天背着女儿去上学。但是，他心里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让女儿重新站起来。谁能够帮助他呢？他还是想到陈博瑞——在北京要饭时，即使有人给钱，也只是给个一块两块，从没有人像陈博瑞这样慷慨。周琳后来是这样来描述他们一家对陈博瑞的感受的：“她看上去特别好，就像个普通人。我们家里的人都觉得她非常可信。”

　　周志平拿着陈博瑞留给他的名片，找到周琳的英文老师徐兰，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徐兰看看名片说，这样吧，我帮你给她发电子邮件。

　　2005年1月，已经回到美国三个月的陈博瑞，接到了徐兰的电子邮件：“您还有意帮助周琳吗？”

　　“当然！”陈博瑞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

　　陈博瑞开始给周琳寄书、各种用品和钱。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带着周琳的照片。或许，真的是因为心诚，奇迹开始出现。

　　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一个圣地兄弟会(Shriners)成员。她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他们经营着治疗烧伤儿童的免费医院。“你们只管美国的孩子，还是谁的孩子都管？”陈博瑞问。对方说谁的孩子都管。

　　陈博瑞一刻也没有耽误，马上与徐兰有了频繁的邮件往来。12月，她已经把周琳的所有医疗记录都寄给了波士顿圣地兄弟会医院的医生罗伯特·谢里登。到了次年1月，谢里登通知陈博瑞，周琳已经被医院接受，一切治疗费用全免。

　　2006年6月，周琳和她的母亲，以及一直帮助她的老师徐兰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上海飞往波士顿。机票是由美国航空公司免费提供的。从此时开始，救助中国小姑娘周琳已经不是陈博瑞一个人的事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

　　而陈博瑞此时已经在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接受了一个教职，使命是帮助该校创立一个传播系。但她推掉了到手的工作。从此，她和周琳的生活，再也分不开了。

　　周家一行三人到了波士顿，和陈博瑞一起，在一套狭小的一居室中先安顿下来。陈博瑞把床让给周琳和她母亲睡，徐兰睡在用椅子搭的一个临时床上，而陈博瑞睡在地上。周琳很过意不去，她要拉陈博瑞过来睡，几个人反正因为时差也睡不着，于是开始聊天、唱歌，闹作一团。陈博瑞后来在网上开了一个网页，每天记述周琳的病情进展和变化。作为一个严重的烧伤病人，护理起来有多难？仅仅是周琳的每次上厕所，就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但这些烦劳艰辛，在陈博瑞的日志中全见不到，见到的，都是她和周琳在一起的欢乐。她们一起做游戏，教周琳学一种锻炼上肢的舞蹈，后来她们索性一起舞蹈起来，直至半夜。陈博瑞在网上告诉大家，她们准备将来表演给来拜访的朋友们看！

　　治疗：“这个世界上， 就有这些好人”

　　不久，周琳住进了设在波士顿以西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圣地兄弟会医院，并接受来自该院和波士顿总医院(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的世界顶尖专家的联合治疗。经过波士顿和斯普林菲尔德两地教会的努力，周琳还有了专门的能讲中文的老师，一对一地教她算数和英语。医院的医疗主任德瓦里克(Dvaric)大夫(世界顶尖的烧伤专家)亲自诊断。据陈博瑞的记述，他把周琳烧得畸形的脚放在自己充满爱意的手上，足足捧了15分钟，不停地挠着头皮思索治疗方案。

　　诊断的结果，周琳的状态坏得远远超出想象。她烧伤后没有得到良好治疗，足足耽误了两年多。而从11到14岁这段时间，她身体发育非常快，烧伤引起腿部组织的萎缩，同时骨头又在长出来，引起腿部严重变形。再不处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经过几个医生的讨论，斟酌了三种方案，确定最好的办法还是截肢。

　　手术定于6月27日，正是周琳14岁的生日。当周琳知道这个消息后，怯生生地问了一句：“有什么办法不切掉我的腿吗？”医生虽然知道自己的方案是经过最好的专家反复推敲决定的，但对这样一位孩子的要求，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医疗组又从假肢部召来两名专家讨论是否有别的办法。

　　最后，医疗主任德瓦里克告诉周琳的亲友：“如果她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会决定让她截肢。”

　　在手术前，陈博瑞抓紧时间，带周琳出去放松。她在日志中，记下了她们的种种经历：她们来到波士顿中心的公共花园，正赶上一家人家的婚礼。陈博瑞问这对新人能否和周琳合影，对方欣然同意。他们到了附近的商店买东西，营业员见了周琳，竟自动打折扣。她们去租车时，对方见了周琳马上半价。到了加油站，竟白灌了一油箱的汽油！

　　徐兰老师后来谈起陈博瑞，谈起在美国遇到的好心人，她说：“开始与陈博瑞联系时，还有人警告我，会不会碰上一个网上的骗子。我在不认识她之前，也曾觉得她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奇怪。但是我后来与她接触多了以后，坚信她是个好人，我也开始坚信，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些好人。”

　　在医院做手术的日子里，周琳的母亲陪护在病床前。她每看到打点滴时，药液低过一定的线，就本能地六神无主起来；因为在中国时，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又要交钱，不然就要停掉点滴——她马上就得出去乞讨了。

　　现在，每当此时，她便开始想，中国那些不幸的孩子都能像自己现在这样有多好！一天，她突然问陈博瑞：能不能有朝一日在中国为烧伤儿童开一所免费的医院？她连地方都想好了：就设在成都。陈博瑞告诉她，开一所像圣地兄弟会这样的医院，需要做许多工作，许多许多钱，花费很长的时间。于是，周琳开始画画。她想靠卖画来贴补家里，也为未来的医院筹钱。

　　周琳终于上了手术台。由于周琳的状态比预想的糟糕得多，脚切掉后无法愈合，又必须截断膝关节以下的腿。一个手术跟着一个手术。短短一个夏天，竟做了八个手术。用一位大夫的话来说，要是换别人，可能早就死了。但这孩子就是坚强。

　　周琳挺下来了。2006年11月30日，周琳到波士顿总医院进行检查，恢复良好。当她借助假肢站起来时，周围的医护人员全停下手里的工作，对她鼓掌，欢呼，有些人眼里噙满了泪水。

　　美国社会有个风俗，女孩子长大成人，当父亲的要和她一起参加父女舞会。假肢专家布罗克·麦康基到周琳处抢先报名：等你成了大姑娘，参加第一个舞会时我要当你的舞伴！14岁少女的欢笑，又一次荡漾在周琳的脸上。

　　新的免费烧伤诊所将在中国诞生

　　帮助周琳的故事，通过陈博瑞在网上写的日志传播出去，也登上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头版。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有中国人、韩国人和美国的白人、黑人……

　　而在中国建立第一所免费的儿童烧伤诊所的事情，也有了具体进展。陈博瑞介绍说，这一计划的具体构想是这样：“我们在成都寻求合作伙伴，最理想的是一个有医学院的大学，他们帮助治疗病人。圣地兄弟会医院提供卫星监视器和一些基本的医疗设备，美国医生可以通过卫星图像具体指导中国医生如何救治病人。如果病情严重，就地处理不了，还可以送到美国本院来治疗。

　　中国的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则可以来圣地兄弟会医院免费培训。这些加在一起，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对此圣地兄弟会医院已经做出了承诺。他们已经接受了第二个中国烧伤儿童。”

　　“这个世界有一个伤口，我们大家走到一起本能地帮助使之愈合。这次这么多人自动地走到一起，这么慷慨地捐助，更增强了我的信念。我希望诊所能早日开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免费的医院。” 陈博瑞说。 ★

　　(感谢《波士顿环球报》记者Joseph P. Kahn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