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因1.2元官司成名 "刁民"丘建东屡败屡诉(2)

　　随后，不甘心的丘建东依法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要求海淀区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他的上诉被依法接受，并于2007年2月13日重新开庭。根据最新消息，当日，只有中国法制出版社及其代理人出庭。丘建东在庭上再次提出，要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追加被告共同出庭。目前，案件正在继续审理之中。

　　“丘建东的诉讼开了一个先河。”对于该案，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谢维雁认为，根据我国法律，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被认为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都可作为被告，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内都可以当被告。但是，告最高法院的案子，以前从未发生过，也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事态的发展吧。”

　　与学者的理性相比，在很多人眼中，丘建东是不折不扣的“刁民”、“捅了大篓子”。“你连最高人民法院都敢告？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呆了？”有朋友这么警告他。甚至有不少记者曾当面问他：“丘建东，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出名？”

　　无论旁人如何揣测丘建东的动机，这个小个子男人总是一笑了之。事实上早在10年前，丘建东就已因一场状告龙岩市电信部门的官司而扬名全国。

　　当时，龙岩市的许多公共电话亭在电话半价时间按全价收费，多收了丘建东0.6元，他便将电信部门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双倍差价1.2元。其时，正逢消费者维权意识萌醒，许多中央级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了这场诉讼。丘建东与王海等人被中央电视台命名为“维权四杰”。他就随着这场“1.2元官司”，一夜成名。

　　此后，丘建东一发不可收拾。10年中，他又接连“设计”(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官司的出炉过程)了总计22场公益诉讼官司。这些诉讼多是挑战一些享有特许经营权的垄断行业单位，或是集垄断经营与行政权力于一身的特殊经营者。他们单方面确定收费政策和服务条款，其中一些条款明显不合理甚至违法。

　　他曾诉龙岩市电信局每月暗中在每个用户的电话机上多收2元代维费；诉广州市邮政快递公司在邮资外收取信封费、详情单费、邮包保险费；诉厦门航空公司向乘客收取50元机场建设费，等等。在这些案件中，丘建东提出的索赔金额都是象征性的1元或几十元。

　　2004年，丘建东还曾将龙岩市新罗区党委告上法庭。因为在此前的新罗区政协委员换届选举中，丘建东给该区区委书记接连写了几封信，表示希望自荐成为区政协委员。但一年过去，自荐信仍然不见回音，丘建东便将新罗区党委告上法庭，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对起诉人的信访事项进行办理并予以书面答复。

　　但这个起诉并没有得到法院的受理，只是后来，市委专门派领导登门感谢丘建东的提议。“最起码，他们还是比较重视我的提议的。”丘建东自我安慰道。

　　尽管丘建东的每起官司，都或多或少能引起一些反响，但大多时候，这些输多赢少的官司更像是他一个人的自娱自乐。然而每次丘建东都坚持把每宗官司的程序走完，一审败诉或者不予受理，再上诉；二审，败诉，再申诉。每个官司都是厚厚一沓资料，起诉状，判决书，上诉状，申诉状，复议申请书，他都整理得整整齐齐。

　　“你可以驳回我，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能接受失败，但在程序上，你必须给我说话的机会。”丘建东的桌面上堆着近半人高的20多个黄色的牛皮纸袋，纸袋里装的是他珍藏的每次官司的所有资料。最近，丘建东正忙着将这些材料分类，为将来书写中国的公益诉讼史整理素材。

　　除了打公益官司，丘建东一年到头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价格听证会。小到龙岩市公交车月票提价，大到国家铁路春运提价听证会，他都以消费者代表身份参加。每一次，他都很认真准备发言稿，并积极发言。甚至，他还专门花了400元，在《闽西日报》上以“消费者代表丘建东”的名义，刊登了个豆腐块大小的《征集消费者意见函》，留下自己的住址、电话。

　　丘建东还热衷于把自己的各种文章、最近打的公益官司，传真、E-mail给各家报社、杂志社，把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邮寄给各个主管部门的领导，这些“思考的成果”，装订起来有1000多页，近百万字。但他坦言，这些寄出的材料大多是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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