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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为扭转无钱治病困境在明星演唱会上自杀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5日10:24 三联生活周刊

  在6月1日张学友长沙演唱会上吞服安眠药,并被诊断为“脑萎缩”的谢锋第三次自杀。和前两次一样,这个22岁的少年真正渴望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没钱治病的困境能得以扭转。他坚信得到明星的关注就能改变命运,“明星有号召力”,解决他的困境不过是“一句话的问题”。而2005年底在周杰伦演唱会上的第一次自杀,又让他意识到媒体的力量,比起个人追星族般的四处追逐和等待,媒体更有可能让他获得这种关注。

  记者◎王鸿谅 特约摄影◎陈飞

  自杀的转机

  张学友长沙演唱会前几周,谢锋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致张学友求助说明书》的一篇文章,继而又发表了一封遗书。内容大致相同,都是他身患重病,急需治疗,若求助不成,将用生命来拷问爱心。6月1日晚,贺龙体育场的演出现场,谢锋兑现了他的遗书,在无法近距离将求助信送达张学友手中的情况下,吞服安眠药。和2005年底在周杰伦演唱会上服药时一样,他被迅速发现并送至附近医院抢救。

  “我得了很重的病,我没钱,我要治病。”这是谢锋想表达的全部。6月2日,脱离危险的谢锋从一大早开始在医院里等待着,直到下午16点多,才等来了第一个采访他的报社记者。其实上午有电视台记者来过,到医院一看是他,转身就走了。这不是谢锋想要的。他归咎于某个电视台曾对他做了“负面报道”,损坏了他的形象。在他看来“扭转了舆论导向”的“负面报道”,是市内某个频道在记录他没钱治病的同时,也拍下了他因为治病和亲人发生争执的某些偏激行为。他认为这让人们误解了他,“本来都是帮我的,现在都不帮了”。说这话时候,那双眼里满是失落。更多时候,这双眼睛伴随着他急切的提问,疑虑而期待地直视与他面对面的记者,问题通常是:“你们的报道会对我有好处吧?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吧?”

  2005年底在周杰伦广州演唱会上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他是被争相关注的,报纸、电视,甚至网站的在线对话,他出示写给周杰伦的求助信频繁亮相,怀揣着许多人看来很不现实的期待——“周杰伦会知道吧?他知道了就会帮助我吧?”这期待当然没有实现,不过此后一年里,他曾陆续得到了5笔捐款:《广州日报》记者捐助3000元、长沙一市民捐助2000元、长沙市周杰伦歌迷会义卖所得1000元、

中央电视台一记者捐助100元,以及一名网友捐助100元。虽然和他自述中所需的8万元治疗费用还有差距,但也让他看到了某种转机,也更努力地希望能停留在媒体的视野里。

  阿海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谢锋自己看新闻知道了阿海,一个以“公益人士”自居、用各种噱头吸引媒体关注的年轻人,没钱、没有固定职业,身着怪诞服饰在闹市做过“公益

行为艺术”,也帮人发起过募捐。1978年出生的阿海以全职公益为生是最近3年半的事情,据说走南闯北地做过许多公益策划,最艰难的时候也拣过废品养活自己。按照阿海的说法,他“不喜欢做帮个人的公益行为”,费力不讨好,他努力的方向是“为一个群体的公益”。“原本是不想管的,只因为是老乡,看谢锋也很可怜,才决定帮忙。”谢锋来自新邵,而阿海来自邵东,两县毗邻,都隶属邵阳。

  阿海给谢锋做了一套公益策划,“首先要公开道歉,为在周杰伦演唱会上自杀谢罪,然后带他去河西的高校做演讲,并参加其他公益活动,自食其力,重塑形象”。但两人的合作似乎并不融洽,阿海很生气谢锋“不按方案做”,而谢锋则认为“这些都没用”。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也有些奇怪,阿海自认为很辛苦地帮谢锋做了很多事情,但谢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谢锋说自己心里知道感谢,但“说出来也没用,就不说了”。阿海生气时候会经常斥责谢锋“过于偏激”,“把自己想得太惨了,钻牛角尖”。而谢锋激动时候,则努力撇清他和阿海的关系,“我们不是朋友,跟他不熟,只是晚上去他住的地方睡个觉而已”,“我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谢锋去阿海那里借住也只是去年春节前后开始的事情,阿海也说他从不看谢锋的博客,他只知道谢锋要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但并不知道他钱从何来,也不知道他的自杀打算,但却并不意外,“他不按我的方案,他自己这种闹出噱头的极端想法太多了”。

  出院以后,谢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住到阿海那里,而从新闻里得知自杀事件的阿海,赶紧趁着这个时间点做起了新的公益策划,征得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同意,借用他正在做兼职的某个活动组委会的名义发起了一场爱心募捐。阿海赶制了一大沓A4大小的彩色传单,一面是爱心捐助的宣传,公布了公益账号;另一面是这个组委会正在进行的歌唱比赛的海报。“谢锋现在的形象很负面,我都不敢强调是给他个人捐钱,在宣传里尽量淡化这一点,着重于爱心捐赠。”为此阿海显然不止一次向谢锋解释,并且承诺,“一旦账号里有钱,我肯定首先拿钱给你治疗”。

  “新闻明星”的抗争

  虽然在宣传上尽量淡化谢锋的名字,但谢锋依旧是这个系列策划案中的关键。按照阿海的说法,6月7日是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活动,跟河西那边高校社团的联动,“带他过去演讲、谢罪,彻底改变他的形象”。

  6月7日下午的“启动仪式”很简单,阿海牵头,组委会的六七个年轻人合作,怀抱传单和报纸在长沙火车站附近开始募捐。自愿帮忙的那些十几岁少年都是第一次街头募捐,兴奋地拦住路人说明原委,毫不羞涩,还有人专门负责拿DV全程记录。阿海说多亏组委会公司老总是他的老乡和朋友,“老总发了话,他们都很积极”。反倒是谢锋,怀抱着自制的简易募捐红纸箱跟在后面,无精打采,他说自己最近都没睡好,精神很差,没有力气。阿海不管这些,“有记者在他总是这个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差”,抱怨之后他也会替谢锋解释,“他也是想改变形象,扭转媒体对他的看法,只是方式有问题”。

  愿意往纸箱里投钱的路人并不多,一纸两用的传单也在不远的地方被丢弃。阿海事先通知了几家他相熟的媒体,最先来的是两名电视记者,阿海很自然地让谢锋放下募捐箱,跪在地上。谢锋跪下来,心里并不情愿,姿势逐渐改成半蹲,不久又站起来。路人并不积极的反应给拍摄带来了很多难度,好不容易截取到几个成功捐赠场面之后,镜头再次对准谢锋,为了配合拍摄需要,谢锋只好再次跪下去,低着头,即便有钱落到面前的箱子里,反应依旧很漠然。记者拍完走了,募捐队伍转换到火车站旁的公交车站,到每辆公交车上碰运气。谢锋看起来更加疲惫,走了几辆车之后,干脆蹲在路边不动了。不过今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们在等待另一家报社记者的到来。谢锋主动打了两次电话过去,记者还没有到,阿海有些着急,又不好意思再催。记者不久后终于到来,短暂的交谈后,谢锋再度在旁人陪同下走向公交车,几分钟之后,启动仪式结束。谢锋依旧没有说感谢的话,依旧显得很失望,“这些都没用,救不了我”。

  这一天募捐来的钱并不会直接到谢锋手里,他照例回到在坡子街尽头小巷的家里吃晚饭。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是谢锋一家6口在长沙的容身处。他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讨生活的父母——谢科文和刘爱勤,一个在工地上拉车卖苦力,一个在街上拣废品,在谢锋之外,还肩负着一女两子的抚养义务。每月160元钱的这间采光极差的小屋,是他们倾尽全力才能得到的容身之所。狭窄的走廊上放个煤球炉就成了厨房,家中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34英寸的彩电,还是2004年谢锋重病到长沙修养的时候,跟亲戚借了1000多元钱特地买的。被隔断的狭小空间里靠墙两侧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留下的位置仅能摆放一张小桌。白天用来吃饭,晚上要收起来,把地方留出来打地铺。除了患病的谢锋自己能单独睡一张床,其余的5个人只能在剩下的空间里挤着睡,父亲谢科文从来都是打地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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