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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暴利行业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2日13:12 南都周刊

  早在3年前,陈华在重庆当地已经拥有了一个家教机构,凭着多年的人脉关系,他赚到了第一桶金。2006年9月左右,陈华租下了渝北区一家空置的农家乐,办了一个名为“中国择差教育网”的网站,11月,陈华拿到渝北区教委发放的办学许可证,开始招生。

  “他非常善于策划和推广。”陈华昔日在《重庆青年报》的同事、现任重庆青少年行走特训营校长的康郁松说,“他懂得如何通过抢占搜索关键词,发动媒体炒作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后来陈华也承认,他的宣传资料里有虚假广告的成分。

  由于宣传得力,“大东方”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不到半年时间,陈华已经招了97名学生,几乎是原定年计划50人的两倍。教官大多由拥有高中或中专文凭的退伍军人或体校毕业生担当,素质参差不齐。

  “这是一个暴利行业。”曾在重庆两家行走学校做过负责人的康郁松此前做过成本核算,按目前重庆3家行走学校的办学规模来看,每个学校平均每年只需招收30名学生左右就能达到收支平衡。

  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假设一个设施基本完善的行走学校,它的全年收入净靠学生学费,起码要配备4个教官和4个行政后勤人员,按平均月工资800元算,一年工资加奖金就需支出近10万元;水电、学生伙食费一年可控制在8万元左右;场地租用费一年也约需10万元;宣传和通讯费用一年约要投入8万-10万元;车辆常年保持2辆以上,使用和维修费一年至少需6万元。

  “这样算下来,一个学校一年的总支出约在45万-48万元之间,而每个学生每学期的收费平均在1.5万-1.6万元,这样算来,一年只要招30个学生就能维持成本。”康郁松说,“学生数量越多,平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就越低,当每年招生达到100名时,纯利则可接近百万元。”

  “但在管理和师资跟不上的情况下,盲目扩招,追求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康郁松认为办学就像驾马车,不合理限速就会失控。

  因“自残事件”而被开除的“大东方”教官杜勋和榭厚峰曾到康郁松的学校应聘。他们说陈华对员工较苛刻,有位教官的母亲去世了都不让请假,日积月累,学生难免会成为出气筒。

  身着迷彩服的孩子们在行走学校里过着军事化的生活。“自残事件”之后,重庆的另一所行走学校“少年行走学校”亦面临停办危险。 王远凌 摄

  殃及池鱼

  在陈华开办“大东方”之前,重庆已经有另外两家行走学校——由东北人李雪松创办的“少年行走学校”和康郁松的行走特训营。为争夺生源,3家学校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互相打压揭短的事情时有发生。

  但现在“自残事件”已经在当地业内形成“殃及池鱼”之势。其他两所学校的招生人员都表示,来参观咨询的人骤减了六成以上,还不时接到很多不明就里的家长的质问电话。

  康郁松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过一名新生了,几个原先联系好的家长也临时变卦。怕连带受到攻击,康郁松把他的网站关闭了一段时间。这让这所只有21名学生的小学校有点难以为继。“行业名声坏了,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在出现之初,行走教育可谓光环缠身。1996年,在中国第一个开办行走教育机构的徐向洋带着“一千公里定人生”的口号和戒尺亮相后,很快就引来社会上的叫好声一片,“魔鬼教父”、“教坛怪杰”等头衔时常见诸报端,徐所提倡的“择差教育”也红极一时。

  在此影响下,行走学校在国内各大中城市相继出现,就连一些武校也专门划出一块来开展此业务。创办者以有教育从业背景或参军经历的人为多。实力较强的学校通过网络、电视等公众媒体进行全国推广,规模较小的也可以靠发传单,贴街贴等原始方式生存于一方。

  “行走学校的盛行主要源于主流教育的失误。”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东刚说,教育和矫治问题孩子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由工读学校来扮演,但随着人们对“工读生”这个身份的歧视和排斥,工读学校也因生源短缺而逐渐衰落。“工读学校的功能被削弱和主流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使‘问题学生’成为社会一个谁都不愿意碰的包袱,行走教育的市场由此产生。”

  但随着各种名目的行走学校鱼目混珠,松散的管理,过高的收费,界定不明的“惩戒教育”等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由徐向洋创造的“行走+戒尺”的模式是早期行走学校比较公认的惩戒样板,它也以损害小,威慑力大等特点受到家长的欢迎。但随着一些专业素质不高、对问题孩子缺乏耐心的教官进入队伍,惩戒的方式开始变得直接粗暴。如何明确界定“合理惩戒”的度,是目前外界对行走教育争议最集中的地方。

  更有教育界人士直接指出,行走教育实际上与《义务教育法》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背道而驰。

  “教育部门的监管也有漏洞。”刘东刚认为,不少打着行走教育幌子的人都以商业利益为目标,不但吝于投入,而且所请的教官大多不具备教师资格。“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教育部门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细致的评估,就让它们面世了。这次事件可谓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将问题孩子集中在一起教学是危险的,应该尽快让他们回归主流教育。”刘东刚说,“行走教育最多只能算是主流教育以外很小的一块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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