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地铁殒命被指跳轨续：新婚不久家境殷实

　　广州地铁里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屏蔽门安装尚未完工的烈士陵园站，新婚的小陶死了。她走进已建好的屏蔽隔断里属于门的位置——未完工的状态下，不管列车是否进站都是敞开的——正挂断与母亲的电话，手机刚从耳边拿开。监控录像显示，那一秒，列车呼啸而来。“坠落入轨被地铁列车撞击致死”，这是她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公安机关的措辞。她的死次日成为新闻，依据是地铁方事发当晚给本城媒体的通稿《烈士陵园站一女乘客跳轨身亡》，并在接下来的传播中，演变成“跳轨自杀”。

　　记者◎王鸿谅 插图◎李钺

　　变故

　　小陶让丈夫遥远改签了从湖北返回广州的机票，从正月初十(2月16日)提前到初七(2月13日)。家人帮她联系的工作有了正式答复，初八上班，她不想还没正式上班就请假。节日运力紧张，改签到的航班是2月13日夜间23点的，他们返回广州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

　　这个春节，两人过得的确有些奔波，不过包围他们的是新婚的喜悦。两人都算“老大不小”，遥远33岁，1975年生人;小陶30岁，1978年生人。遥远是湖北孝感人，本科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在暨南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广州一家知名媒体任文化记者，迄今7年，靠个人努力陆续买下两套房子;小陶是广州本地人，广州美院艺术类本科毕业，2002年留学法国，其间获得另一个美术类学士学位并继续攻读硕士，方向是自由艺术。她于2006年底回国，肩负双重任务——完成毕业作业以及解决个人问题。后者是她父母迫切关注的重点。

　　小陶的母亲是医生，退休前任职遥远所在报社医务所的所长，她看中了遥远，并极力撮合女儿与他交往。经过一些反复与磨合，两个大龄青年最终决定组成家庭。登记拿证的日期是小陶的父母选定的，2007年9月19日。拿证的日子赶得有些急，一方面是小陶的奶奶已经卧病在床，惦念孙女的终身大事;另一方面根据广东人的传统习俗，家中若有老人过世，数月内不能举行喜事。小陶的奶奶当年10月过世，两人的婚礼就延后到了2008年的春节，他们在除夕前一天(2月5日)从广州赶回湖北孝感宴请宾客，举行传统婚礼。民俗的吹啦弹唱和南方冬天的冰雪景致，都让学艺术的小陶备感新奇，她拍下了200多张照片。

　　遥远的妈妈跟他们一起回广州，返回当天的2月14日情人节，成了一个家庭聚会。小陶父母从番禺赶到遥远的住处，遥远的二哥也从深圳赶了过来，而小陶下午去新单位《羊城地铁报》报到后，18点左右也赶了回来。算起来这应该是小陶回国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家境殷实，父母的退休金相加有1万元，除了自住的联排别墅外，还有其他房产，月租不菲。她的哥哥阿刚大她5岁，已婚，拥有一家自己的小广告公司，兄妹俩都是学美术出身，共同语言多，感情极好。她回国后在哥哥的公司里做过一段时间，自己拍摄剪辑过DV短片，还参加过2007年6月16日第二届广州当代艺术节的展示。

　　虽然没有生计压力，家人还是希望小陶寻找一份有正式单位的工作，理由很传统:一份正式工作，意味着稳定的社会关系、身份依托和交往圈子。凭借小陶母亲的资源，有几处工作同时在商谈中，小陶更看重电视台的工作，她想做幕后的剪辑和制作，这与她的学业也有关联。不过“羊城地铁报”先有了答复，这家报纸想筹建一个自己的网站，也看中小陶的留学背景。总编焦向阳对小陶面试的印象很好，“短头发，很有涵养”，他还鼓励小陶把国外的巴洛克风格带到未来的网站设计里来。不过面试只是一个粗谈，小陶的入职手续必须按照正规程序走，等所有的老总都签字批示。

　　接下来的日子依旧在喜悦中忙碌。2月15日晚小陶与新单位的同事一同吃年饭，2月16日晚，遥远正式宴请广州的好朋友。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一改往日的沉默和安静，很配合朋友们的嬉闹，还当众亲吻了小陶，被朋友们抓拍下来。席间谈笑，问起他们在湖北的冬天，朋友们还记得小陶的回答，天很冷，“每天在家里就是在一起取暖”。

　　夫妻俩和朋友一起聚到深夜，第二天2月17日，小陶9点多出门去报社，遥远还在睡梦中。他中午与妻子通过电话，互发过短信，当晚20点35分左右小陶回复短信“下班了”。再然后，是小陶决定要回父母家吃晚饭，与丈夫又通过一个电话后，接下来都一直在和母亲讲电话，说“回家喝妈妈煲的汤，现在已经进地铁站了”。母亲要去地铁站接，小陶还在电话里笑，“妈妈，我贵庚了？坐地铁很安全的！”21点37分，从西朗开往广州东方向的1号线列车呼啸进站，母亲听到女儿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妈妈，地铁来了。”

　　奔波

　　小陶要从报社所在的烈士陵园搭乘1号线至体育西路，然后换乘3号线回父母家。小陶的父母在3号线汉溪长隆站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班地铁到达，也没等到女儿。这个晚上，小陶的哥哥、丈夫和父母陆续得到并不明确的消息，先后赶到黄沙地铁派出所，确认了小陶的噩耗。警方的说法分别都是，已经确认过身份，小陶在地铁里出事，轻生了。从监控录像上看，小陶出事时，旁边没有其他人。

　　小陶的哥哥和遥远先后在派出所录了一份口供。警方分别让他们回忆，小陶精神上是否有问题，有无病症，有无自杀倾向或征兆。在那种噩耗袭来的悲痛和慌乱中，小陶的哥哥努力搜索记忆，唯一能想到的，是母亲曾经说过小陶在生理期会有些精神紧张。他记得一个细节，最后警方拿笔录给他签字的时候，上面写了“抑郁症”，他要求把这几个字划掉，“这个我无法肯定”。警方同意了。

　　而遥远面对的问题还包括婚姻的细节，生活中有无争吵。遥远同样仔细搜寻记忆，唯一能提供的只有一个电话。小陶在准备回家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正在看连续剧《大浴女》，有些心不在焉。小陶在电话里有过短暂的沉默，微妙的情绪变化让遥远也有些生气，两人有过几句冷战似的对话。挂断电话后，遥远赶紧给岳父家打电话，通报妻子要回家吃饭的事情，岳父告诉他，女儿正在打母亲的手机，母女俩在说话。遥远于是放下心来，继续看电视。

　　按照这种卧轨轻生的询问逻辑，遥远和小陶的亲人们迅速陷入了悲痛和自责，甚至背负起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可是他们能搜寻和放大的与自杀相关的细节实在有限。从事发后第二天2月18日开始，双方亲属中陆续有人产生疑虑。小陶这边，做刑警的亲戚提醒他们“要弄清楚，不一定是自杀”;遥远那边，二哥从深圳赶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要不要请律师”。可小陶的家人依旧很有疑虑，因为这一天，本地媒体大半以“跳轨”报道了小陶的死，依据是地铁公司的通稿，“地铁1号线烈士陵园往广州东方向的列车在进烈士陵园站刚一节车厢时，一名女乘客在站台突然越过黄色安全线并跳下轨道”，“女乘客跳轨时旁边没有其他乘客”，而死亡导致的后果，是“1号线烈士陵园往广州东方向的行车因此延误约23分钟”。

　　小陶的亲属们提出要看地铁监控录像，起先被警方拒绝，通过当刑警的亲戚帮忙，这才有所通融，警方要求只能派几个家属代表。于是2月19日中午，去殡仪馆看过小陶的遗体之后，有4名亲属获得了这次机会，遥远、阿刚、刑警亲戚和遥远的二哥。小陶的遗体只是脸部有一点小伤。遥远记得一名老警官安慰过他，这位警官在事发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看到小陶后脑流血不止，但“整个人很完整”。地铁方面有3个人在殡仪馆出现，但并没有跟家属做任何沟通。

　　那是一段差不多只有6分钟的录像，也是非高峰期一班地铁列车的正常间隔时间——小陶一直在打电话，从楼梯上下来，然后坐在地铁站里的候车凳上，再然后起身走向未完工的屏蔽门。按秒计时的画面显示，出事前一秒，小陶刚把手机从耳边拿开，还来不及放到眼前。他们被允许观看的录像至此结束。遥远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站了起来，跟警察说我要告你们，我老婆不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