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日本“良民”进抗日根据地

　　作者北岛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 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

　　毕业后死活不回国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即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而个儿矮，仅1.63米。“那是 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 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银两， 为了到北京留学。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象一个日本人在礼仪丧尽的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迎风打哈欠 ，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了， 我就怕。”他说。

　　我跟AD相识于80年代初。纱幕代替铁幕，那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 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等于是 让羊与狼共处。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也被捎了进来。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野餐、赛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 诵。

　　冒险前往白洋淀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甩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 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 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准时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 。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 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那时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就进，一泡就是一天。那时诉苦就等于如今的心理治疗，区别是不仅 免费还得管饭。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白洋淀是保定地区的水乡，不少朋友在那儿插过队。从20世 纪70年代初起我们常在那儿游荡。如今人去楼空，与当地农民兄弟的友情却还在。

　　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再加上说中文穿旧衣服 ，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半夜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跃的惊恐。我拍拍他肩膀，问他是不是有 点儿冷，他缩缩背攥紧拳头说是。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这风险是大了点儿，一旦被发现可以间谍罪论处。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 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 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 ，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打死不嫁日本人”

　　晚上男女分睡在不同院落。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东拉西扯。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 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不，是我的记忆有误，应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喝到很晚， 宿醉未消，我提议出去走走。我和AD沿乡间小路，来到淀边，远处芦苇随风起伏。据说我当时的一脸严肃把他吓坏了，于是 这美好的愿望被一个遵纪守法的日本人解读成命令了。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成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 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 。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不会甜言蜜语，他在朱丽叶家的床 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 现代的版本。

　　(：：摘自《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