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重和张爱玲的轻

　　-忽如远行客

　　每一个年代的文学，都有民间与殿堂这两个阶层，数年前韩寒与白烨有一役，再上溯多少年，到张爱玲的时代，也可 以看出主流与边缘的分野。

　　当年的张爱玲，在上海的读者群中红成那样，却似乎并没有进入严肃作家的视野，也就是苏青、胡兰成、炎樱之流为 她摇旗呐喊，几乎没有一个响当当的一线作家提起过她的大名。

　　唯一关注她的文坛知名人士，算是评论家兼翻译家傅雷，他化名迅雨，高度评价了她的《金锁记》，再以加倍的严苛 批评了她的《倾城之恋》《连环套》等等。饶是这样，张爱玲的朋友柯灵也为她受宠若惊了，说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 白无误的证据，不曾想张爱玲并不领情，当即著文回应，题目叫《自己的文章》，“远兜近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 回答说‘不’！”

　　柯灵用了“不礼貌”三个字，应该不是基于当时二人在文坛不同的地位，而是觉得傅雷说得很有道理，张爱玲的回应 ，不过是年轻气盛听不得不同意见罢了。柯灵还说，将近四十年后，张爱玲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 好像张爱玲终于醒过味来，在傅雷的批评面前低头认罪似的。

　　张爱玲是批判过《连环套》没错，说自己看着都“齿冷”，但她自我批评，未必跟傅雷就是一个路子，两人的思路， 从来都是两条道上跑着的马车。

　　傅雷推崇《金锁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在这篇小说里，底 层女子七巧嫁入豪门，老公是得了“骨痨”的少爷，这种病态的婚姻导致了她病态的心理，从被人“吃”到“吃人”，半癫狂 的七巧报复社会，将怨仇发泄到自己一双儿女身上，毁掉女儿的爱情，逼死儿子的新妇，将儿女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黄金做 的锁链，他们也有份。

　　七巧的沦陷、挣扎、伏倒、覆灭，浓墨重彩的命运的阴霾，大开大合的悲剧意味，符合傅雷比较“重”的味蕾。

　　他以此反观张爱玲的其他作品，大大地不满了，因为都太淡。《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是太平凡的一对男 女，前面尽玩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便是后面乱世中的相濡以沫，也不过是“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两人 终于走到一起之后，范柳原还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去说给旁的女人听，傅雷难免要感慨：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璜，不免 太过轻薄。

　　傅雷的世界，是严肃的，崇高的，洁净的，雷霆万钧的，有一个紧绷绷的主线，他不能容忍写实主义的毛糙的真实。 然而，张爱玲爱的，正是那种参差对照的生动，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了真而变得薄脆。在以后的 写作中，她固然守着这一观点执迷不悟，便是《金锁记》，她也痛下杀手，许多年后，身在美国的她，将这篇小说改成了跟她 一贯风格更相符的长篇小说《怨女》。

　　在《怨女》中，张爱玲淡化了激烈的斗争，增加了更多人性化的细节，七巧不复有破坏自己女儿婚姻的劣迹，儿媳的 死与她的病态心理关系也不大，是那媳妇生得太丑，儿子自己先就望而生畏。七巧并非见不得儿子生命中有其他女人，她考虑 过给儿子娶当红的戏子做妾，想象过那样一对“金童玉女”陪在自己身边。至于七巧怕小叔子骗自己的钱，主动斩断爱情这一 节，也改成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总之，张爱玲削薄了七巧的“怒”，晕染七巧的“怨”，把抗争前沿的斗士，拉回深深庭 院，七巧，不过是一个不得志的随波逐流的妇人。

　　米兰昆德拉说，人们的思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抒情性的，一种是叙述性的，傅雷属于前者，所以他热爱英雄。张爱 玲属于后者，她要将“超人”拉下马，他们俩的这一场过手说不上孰优孰劣，思维方式不同耳。

　　1966年11月，《怨女》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就在两个月前，烈性的傅雷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服 毒自尽，性格决定命运，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