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夜，成准强无数次将右手轻贴在曹大和的额头，低声唱着圣诗，祈求上帝给曹大和带来片刻的安宁与平静。

　　在他的圣诗声中，这个中国贵州北部山区的30岁农民停止了剧烈挣扎和叫喊，眼神也温顺起来。

　　因为狂躁，曹大和刚上车就被列车长用胶带捆绑起来，头冲车窗，脸朝茶桌，蜷着腿躺在一张三人座椅上。

　　暴雨从黑暗中不断拍打着车窗，微微开启的车窗不时潲进一点雨水。

　　第二天，9月25日早晨9点过，在经历了10个小时的束缚与挣扎后，曹大和安静地躺在座椅上——他获得了永久的平和。

　　曾紧紧束缚他的黄色胶条被割成几段，黏在地上，他的四肢被释放出来，双腿耷拉在座椅一侧，光着的脚板触到地面。

　　成准强低低地哭了起来，车厢里安静得有些陌生，似乎不是他刚刚乘坐了11个小时的车厢。有乘客注意到他的哭声，“像小孩子被骗去糖果时伤心的抽噎。”

　　车窗外，已经转晴的天不知何时又堆满了云。

　　中午12点半，1291次抵达广西来宾站。曹大和蒙着白色列车床单的尸体被抬下火车。这位年轻的农民，在离家剩12个小时的路程时，中断了回乡之路。

　　回家

　　9月24日早晨7点不到，台风“黑格比”在广东茂名登陆，引发了广州市百年一遇的大风暴潮，珠江倒灌，许多街道被积水淹没。直到下午两点，暴雨才歇了下来。

　　在广州务工的广西人黄明(化名)认为这不是一个出行的好兆头。

　　黄历上也写着，农历八月廿五，忌：移徙、入宅、出行、栽种。

　　更令黄明感到“彩头不好”的是，他托人买的当晚20点半发车的1291次(广州—遵义)车票，座位号居然是6车厢44号。

　　成准强也决定选择这趟慢车去遵义，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几年前从一家国企辞职，目前定居广州，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的收入。

　　这列火车硬座的乘客多是广西、贵州赴广州务工的人员。93元的硬座票，34个小时多的车程，每小时还花不到三元钱。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成准强更喜欢绿皮火车车厢里的气氛，他觉得和衣着、谈吐都很随意的普通劳动者坐在一起十分舒服。

　　晚上，他踩着积水穿过火车站广场，因为台风许多人退票，他顺利地在发车前买到了车票，6车厢106号。他要去终点站遵义看望朋友。

　　此时，李永昌和同乡老兰、老陈已经带着曹大和在候车厅里坐下。曹大和不时起身大声说话，但嘈杂的大厅吞没了他的喧嚣与狂躁。

　　曹大和来到广州仅两天，22日晚上他刚从遵义坐了三天的火车赶到广州，希望能在广州找一份建筑工地上的活。

　　他老家的三间房有一间地势过于低洼，不久前被洪水淹了，打算翻盖房子时却发现还有几千元的空缺。家里只有三四分地，平时靠他在乡间打零工，每月赚取几百元钱为生。在和妻子熊堂莲以及父母商量后，曹决定一个人来广州打工，他打算干到正月，把翻盖房子的钱攒够就回家。

　　这是他结婚10年来第一次要和妻子分开，10年间，他们还不曾有一晚分别。就是两年前去福建打工也是夫妻俩一起去，熊堂莲在出租屋给他做饭。

　　20日离家的当天，曹大和早起做了饭，熊堂莲到地里摘了几个新鲜玉米棒子煮了。

　　曹大和平时抽两、三元一包的烟，这次出远门，熊堂莲专门为他买了48元一整条的黄果树，“出门在外，要敬烟什么的，得敬好烟。”

　　23日中午，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曹大和给熊堂莲打了个电话，“吃午饭了么，吃的啥？”他问道。在家的时候主要是曹大和做饭，他经常问家人想吃什么。

　　熊堂莲自打曹大和走了之后胃口就不好，她还不习惯身边没有丈夫的陪伴。但她说家里人胃口都很好，叫曹不要挂念。

　　曹大和挂了电话，熊堂莲突然想起自己忘记叮嘱曹好好吃饭，保重身体。

　　当晚，和曹一起到广州的同乡就打电话来，说曹“精神不好，一个劲地喊想见老婆、女儿、儿子、爸爸、妈妈、叔叔……还往外面路上跑。”

　　曹大和当晚大吵大闹，令整个群租房的三四十个老乡都睡不好，他还跑上了高速公路，被拉了回来，他的同乡赶紧问曹家的意思。

　　曹此前没有任何精神病史，身体也挺结实，熊堂莲不相信他得了什么严重的精神病。她甚至有些好笑，“才出去两天，就因为想家精神不好，那就回来吧，见到家人精神就好起来了。”

　　于是，打算回家的李永昌他们多买了一张票，乡里乡亲的，帮个忙送个人回去，并不算什么。曹大和只是喊闹，偶尔四处走，但个子不高，瘦瘦的，力气并不大，三个老乡照顾他应该不成问题。

　　20点半，1291次发车时间到了，广播突然告诉大家，列车推迟发车，但却未告知原因和发车时间。候车厅里的噪音一下大了许多，气氛烦躁了起来。

　　黄明决定退票，“这趟车真不知还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当他赶到退票窗口时，才发现退票的两条长龙已经看不到尾巴，“真是不想走也得走啊”。

　　22点半左右，1291开始检票。黄明上车前扫了一眼车厢外侧的白色车牌，虽然记不得是哪几个数字了，但他确定车次写的“绝对不是‘1291’”。

　　他堵在车门口，大声问乘务员：“这是不是‘1291’？”。

　　乘务员不耐烦地叫他赶快上车，“就是开去遵义的！”

　　黄明想下车，但后面的乘客已经将他挤进了车厢。黄明问了许多人，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成准强已经上了车，并同身边的一位乘客换了座位，坐到了过道边。

　　李永昌和一个同伴夹着曹大和也坐了下来，另一个同伴坐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坐在成准强的左前方。

　　台风削减了气温，车厢里还有十几个空座位，不算太闷热。

　　22点40分，火车发车了。

　　捆绑

　　“列车开出后，我听到我的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

　　成准强发在网上的这段描述被广泛转载，成为曹大和被捆绑前，行为是否对列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证据。黄明也证实了成的描述。

　　成准强随后坐到了曹的对面，想安慰他快睡。夜已经深了，他也不希望总是被曹的大声言语打断睡眠。

　　曹大和光着上身，直接套了件夹克在身上，看起来有四五十岁。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乘警又通知了列车长。

　　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询问了一下情况，决定要把曹大和绑起来。

　　“列车长总共问了三句不到，甚至没问他有没有什么疾病，就做了决定，太武断了。”成准强说。

　　他觉得无论是谁，被绑起来终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于是小声问：“非得绑起来么？”

　　“没问题！”列车长说，并用手一扒拉，把他推到一边。成准强是个略显瘦小的男子，而列车长是个高大，微微发福的四十多岁男子。黄明还记得他头发很短，“一副见多识广，‘大家都要听我的’的样子。”

　　列车长姓黄，至今没有人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信息。

　　1994年铁道部颁布的《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第10章第125条规定：列车内发现有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乘务员应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通常，在处理有人陪护、没有明显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时，列车方往往将看护人和精神病患者隔离在一个房间。

　　曹大和的同伴没有反对列车长的做法，虽然李永昌并不认为曹大和需要绑起来，他觉得他们三个人能把他安全送到家，但“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穿制服的‘大盖帽’，吓得我们几个打工仔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列车员拿来了六厘米左右宽的封箱胶布，和列车长一起绑曹大和。

　　曹大和没有反抗，他坐直身子，双臂紧贴在胸前，双腿紧并，直挺挺地任由捆绑。

　　“我想，他即使精神有问题，仍然记得服从穿制服的。”成准强说。

　　曹的上臂和胸部以及膝盖以下被缠绕了若干圈，宽度大概为7—10厘米。

　　被捆绑以后，曹不断挣扎，胶布很快开始松动，列车长又过来在他的手腕和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

　　很多人上来围观，黄明坐在车厢前部，大致看到发生的一切。他记得有个戴眼镜青年对捆绑提出异议，说这样做不行，但列车长拍胸口承诺负责。

　　这个戴眼镜的青年便是成准强，当时，两人并未交谈。曹大和死后，成与黄分别在网上发帖，黄看到成的帖子后，回帖“他说的都是事实”，并发了短信给成。

　　成打电话对黄说了很多声“谢谢你”，他感谢黄愿意出来作证，但黄认为真正该感谢的是成，因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缠得结结实实，被放倒在座位上的曹大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首先向坐在对面的成准强求救，“松开我，救救我！”曹大和不断冲着成重复这几句方言。

　　曹大和一边喊一边努力扭动着身体想挣扎起身，他的小臂被捆在身上，被绑住的双腕只能微微抬起，仿佛在作揖祈求。

　　成准强想起这个动作时，就会哽住说不出话，“他在求我，我却……”

　　成准强无法放开曹大和，车厢是公共空间，乘客要接受列车长的管理，但列车长的权力究竟大到什么地步，是否能够随意决定强行捆绑一个精神病人，成也不清楚。

　　他试着做更多的事情，他剥了橘子，一瓣瓣喂给曹大和，曹吃了一半，吐了一半。他又不断将手放在曹额前唱圣诗祈祷。

　　看客越来越多。有两个贵州老乡听到曹的大喊大叫笑了起来，因为曹在喊：“天塌了！杀人了！”也有些人低声抱怨曹“杀猪般的嚎叫”打扰到了自己的睡眠。不少人则是溜达过去看看，再回来聊曹的新情况，曹的被绑为这个漫长的旅行增添了许多谈资。

　　黄明不愿专门过去看曹，他觉得那样是拿曹的痛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上厕所时，他扫了曹一眼。曹的眼睛“很亮”，“像是在乞讨什么，让人看了心生怜悯。”但他“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做的人还包括列车长和乘务员，他们一夜几乎没有来看过曹大和一眼。但 “他们不是看客，是渎职。”黄明说。

　　后半夜，曹大和喊累了就小睡一会，成准强也跟着打了几次瞌睡。黄明却一夜没睡，火车追着暴雨来到了广西，雨越下越大，他的包被车顶裂缝的漏雨打得精湿。这令他更确信这趟车不是他经常坐的1291次，觉得会“发生点不好的事情”的想法把他折磨得睡不着觉。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再一次捆绑

　　早晨7点多，泡面的香味在整个车厢蔓延开来。在遵义仁怀曹大和的家里，熊堂莲也在做早饭，再过一天老公就会回家吃早饭，熊堂莲心情很好。

　　车厢里接开水的人络绎不绝，但驻足看曹大和的人几乎没有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的叫声，开始忽略他的存在了。”黄明说。

　　成准强也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他注意到，“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9点多，列车长出现了，他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大和，说了句“(胶带)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相同的胶带过来。

　　成准强马上站起来反对，理由是“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

　　但列车长的质问令成准强无言以对：如果曹大和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成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但成准强的反问也令列车长焦躁起来：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难题，精神病乘客伤人的新闻时有发生，该如何管理，《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也只是在原则上进行规定，具体该怎么处理，只能取决于每位列车长的经验和责任心。

　　列车长转向曹的同伴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

　　这也是列车处理精神病患者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成准强担心曹大和和他的同伴被赶下车，蒙受经济损失，遇到更多的麻烦，于是他走到一边不再反对。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再次捆绑曹大和。这一次，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曹的上衣已经散开，胶带黏住了皮肉，接着腿也被重新捆绑。

　　有位乘客提醒说，绑得太紧了。但列车长反驳，“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此前一直在嚎叫，但曹大和仍然没有任何反抗，他安安静静地任列车长捆绑，“顺从地如同献祭的羔羊”。

　　这不是个吉利的说法，但成准强找不出更贴切的比喻。

　　被堵在过道上的黄明也看到了“列车长像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不干胶”，“‘捆绑卫星’已没多大叫声了”。

　　“要出事！”黄明的直觉告诉他，他摸出手机，打算照相留个证据。但手机都掏出兜了，他打了一个激灵：唉，这种想法太不吉利了，说不定本来没事，自己这么一照，把坏事引来了。手机又滑回了口袋。黄明跟着散开的人群回到了座位。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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