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铮

　　本文背景：2008年8月13日上午10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法庭 上，被告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悔恨不已。这是一起非常特别的故意杀人案——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年仅25岁的未婚妈 妈，被告人亲手结束了刚刚出生的亲生孩子的生命。

　　根据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定，北京市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决定对王丽(化名)故意杀人一案提供法律援助。2008年 8月5日，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接到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的通知，指派常铮律师担任王丽故意杀人案的一审辩护律师。

　　非同一般的故意杀人案

　　作为王丽的指定辩护人，凭借自己办理刑事案件的经验，看到涉案罪名是故意杀人，我的第一感觉并不乐观——刑法 中的故意杀人罪是严重犯罪，常言道“杀人偿命”，即使情节较轻，也会被判处3～10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没有完全了 解案情的情况下，我深知这样的判断为时过早，或许，一切会有所转机。带着些许疑惑和期待，在接受指派当天，我以最快的 速度办好了法律手续，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始了阅卷工作。

　　通过细致地查阅卷宗材料，我发现，这起故意杀人案与普通的故意杀人案件存在很大不同：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亲手 杀死了自己刚刚产下的男婴。

　　都说虎毒不食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轻的妈妈狠心掐死了自己刚刚生下的可爱男孩？怀着对幼小生命之花早早 凋谢的惋惜，带着对这位年轻母亲怪异举动的费解，我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会见了本案的被告人王丽。

　　王丽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无论我如何地安慰、开导，她还是一直低头掩面，黯然神伤 。透过她零乱的头发和纤弱的手指，我读到了那双渴望倾诉和帮助的眼神。

　　她说话的声音很小，时而低沉，时而哽咽，在断断续续的抽泣中讲述了自己一路走来梦魇般的经历。

　　案件经过并不复杂，正如公诉机关的指控，2007年1月2日23时许，在王丽的暂住地内，她将自己刚生下的男 婴用尼龙绳勒住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又把孩子的尸体抛弃在将台乡小陈各庄村33号院旁垃圾池南侧。

　　王丽亲手杀死了自己刚产下的孩子，这已毫无争议。可是她何以忍心如此？她的杀子动机是什么？她现在又是什么想 法？这些对王丽的定罪量刑又会有什么影响？从王丽的哽咽中，我看到了一个杀子母亲的绝望和辛酸。

　　王丽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偏远农村，她上有1个哥哥，下有2个妹妹。自小她就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到姑姑家生活 。

　　继父母的娇生惯养，造成了她容易激动、脾气暴躁的性格，甚至因为一点小事也会被气得晕过去。8岁的时候，一次 和哥哥的争执，让王丽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这对她打击很大。

　　从此，王丽变得性格古怪、孤僻，总觉得自己在家里是个局外人，没有人爱，没有依靠。在学校里，她的学习成绩一 落千丈，和同学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逐渐开始自我封闭。一次和同学的吵架，竟然让她离家出走了一个星期。

　　2000年，在结束断断续续的初中学习后，王丽转到了一所轴承技工学校读书。2002年毕业后，她只身一人， 远赴厦门，在一家鞋厂当起了打工妹。面对远离家乡的不适和工作环境的艰辛，她辛辛苦苦地干了4个月，最终还是选择辞掉 工作,回到老家。

　　两个男人，沉重的选择

　　屡屡碰壁的工作经历，家人无奈的叹息，让要强、偏执的王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难道真的是自己命苦吗？她不信！ 于是，带着对现实境遇的愤愤不平和对未来生活的一线憧憬，2005年，她辞别故土，来到北京。

　　2005年年底，在北京打工刚刚半年的王丽认识了东北汉子董钢(化名)。董钢已经在北京打拼了2年，自己开了 家小旅馆，也算小有成就。

　　董钢比王丽大10岁，王丽觉得董钢人很老实，对自己也不错，孤身一人的她感觉找到了依靠。两人结识后，彼此感 觉不错，感情迅速升温。随后，王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工作，转到董钢开的旅馆帮忙，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一段时间后，王丽怀孕了，面对仍然艰难的生活处境，他们放弃了这个孩子。其实，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两人也会 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发生争吵，但感情还算不错。直到2006年年底，两人又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大吵了一架，王丽一气之下离 开了董钢。就在这时，一个姓李的男人闯入了王丽的生活。

　　李胜(化名)是董钢的朋友，和王丽也认识了一段时间，给王丽的印象并不坏。在王丽赌气和董钢分居的日子里，别 有用心的李胜在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上火上浇油，面对李胜潮水般猛烈的求爱，几天后，王丽和他住在了一起。正是王丽的这 一选择，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和李胜同居一个月后，李胜突然提出要回老家看媳妇、孩子，王丽这才明白：李胜已有家室。在被骗的屈辱和失落 中，王丽愤然离开了李胜。

　　其实，在她和董钢分开的日子里，董钢一直在找她，希望能够与她重归于好。别无选择的王丽又回到了董钢的身边。 很快，王丽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很清楚——这孩子不是董钢的，而是李胜的。王丽的噩梦由此开始了。

　　想起董钢得知她怀孕后的喜悦表情，王丽一直不敢也不忍心对董钢说出实情。看着自己一天天隆起的肚子，她忐忑不 安，无所适从。

　　2008年初的一天晚上10点多，王丽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剧痛，为了掩饰怀孕，她支开了朋友，当晚11点多钟， 王丽一个人在住处生下了孩子。

　　看到刚刚出生的孩子，无助的王丽想到将来无法面对董钢、面对孩子、面对家人，还不如让孩子一走了之！于是她用 颤抖的双手把床头灯绳割断，在孩子纤细的脖子上紧紧绕了两周，闭上眼睛，用直冒冷汗的双手用力拽了一分钟……

　　患有抑郁症的被告人

　　王丽的经历的确让人同情，也让人叹息。从她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内心矛盾、压力过大、苦苦挣扎的未婚妈妈。 但孩子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法律的正义应该得到伸张，王丽的行为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作为辩护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的职责，如何让王丽获得较轻的刑事处罚，成为我辩护的目标。从专业刑 事辩护的角度看，这是一起非同一般的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犯罪动机的特殊性、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给这起案 件创造了辩护空间。

　　王丽特殊的生活经历背景，以及她到案后的表现，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公安人员怀疑王丽精神异常，于是委托北京 市安康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科给王丽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鉴定结论显示王丽患有抑郁症，她在杀害自己孩子的时候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控制能力削弱，被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 人。这个鉴定结论给王丽带来了新的生机，限制责任能力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是法定的情节。

　　开庭时，表示认罪服法的王丽始终情绪低沉，久久不语。在法庭调查中，面对公诉人当庭出示的案发现场照片，她掩 面而泣，不忍再看。在法庭辩论中，王丽也没有提出任何辩解意见。

　　作为她的指定辩护人，我深知，法治的理性应当驾驭朴素的情感，辩护人的职责需要我发现，并向公正的法庭陈述— —从王丽令人不解的行为中发现有利于被告的点滴细节。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我选择了为王丽做罪轻辩护，提出王丽具有法 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法院从轻的判决

　　生命的价值是等同的，即使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但是王丽杀害自己刚生产的婴儿，这与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危害严 重的故意杀人相比，有其特殊性。

　　王丽受其身世背景、生活经历的影响，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控制能力削弱，无预谋，只是 一时的想法，想到孩子生下来要受苦，还不如没有这个生命，于是采取了极端的做法。

　　作案后，王丽无逃跑等躲避行为，在公安机关调查时主动配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王丽杀害自己刚刚生产的 婴儿，与一般故意杀人相比，在犯罪对象、犯罪动机、危害程度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其主观恶性相对不深，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行为，对其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同时，安康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科鉴定结论证实，王丽患抑郁症，实施杀人行为时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控制能力削 弱，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王丽在实施杀人行为时处于抑郁症的疾病期，其行为与其病态精神密切相关。其因为不能完全控制 自己行为而实施杀人行为，《刑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和威慑一般人不敢犯罪。一方面，王丽当庭确有认罪、悔罪表现，已经深刻认识到 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另一方面，王丽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亲情关系，其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受到良心谴责和精神折磨。因 此，对其适用较轻的刑罚，就足以起到刑罚的威慑、教育作用，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统一，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2008年9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采纳了辩护人的全部辩护意见，结合王丽犯罪 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王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王丽故意杀人 案获得了较好的辩护效果，法院本着教育、挽救的目的，给了王丽一个重生的机会。

　　近年来，类似的“杀子”案时而发生，这不是单纯法律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强烈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打工 女“杀子”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当“杀子”极端事件出现后，对具体的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已为时过晚 ，我们应当防患于未然，共同关注这一弱势群体，给她们必要的法制宣传和心理辅导，让她们感到社会的温暖，从源头上避免 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