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教授到下岗职工，她们是一群饱受婚外情折磨的原配。

　　当曾经的恩爱成为云烟、当共同财产被转移一空、当孩子面对家庭破裂的伤害时，她们该怎么办？

　　张玉芬，从“秦香莲”到“二奶杀手”；韩华、李建婷、马慧等“70后”女子，在人生灾难中努力挺起现代女性的身姿。

　　对这个特别的人群，法律专家给出两点建议：学会使用法律维权，自立自信找回自己。

　　女子侦探所的前世今生

　　本刊记者/孙欣 胡忠民

　　提要：从女子侦探所到“反二奶同盟”，这些饱受丈夫“包二奶”困扰的女子走过一条怎样的路？

　　张玉芬把留了多年的辫子剪去了，烫了短发，周围的姐妹都说精神，她自己摸了摸头发：“要不是这场大病，我舍不得。”之前的一个月，因为疱疹她夜不能寐。“身体大不如之前了”。

　　她说的“之前”，是办女子侦探所那段时间，张玉芬就是那个时候出名的。可惜这个侦探所只存在了两年，10个人的侦探所，就活下来她一个。

　　九姐妹之死

　　女子侦探所是媒体对火凤凰商务信息有限公司的“特定称谓”，2003年创办，成员是10名被丈夫抛弃的女子，张玉芬年龄最小，其他人大部分四五十岁，都是下岗女工。在中年被丈夫抛弃，又没充裕的生活来源，心中的惶恐可想而知。张玉芬说，她们因同病相怜聚到一起，因目标一致相互温暖。

　　她们的目标，就是“自己救自己”，自己去搜集丈夫包二奶的证据，俗话叫“捉奸”。因为丈夫对自己很防备，她们需要不熟悉的面孔跟踪丈夫而不被发现。张玉芬开玩笑说，这叫“换位侦查”。所以，她们的第一批客人就是她们自己。

　　张玉芬回忆，那是自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10个姐妹同心同德，互相关爱，这对于之前求助无门，遭遇无数冷眼的她们无异于冬天里的炉火。当时，小灵通1480元一个，姐妹们每人买了一个，号码都是挨着的，“打起来神气着呢”。张玉芬说，一次晚上11点多取证回来，10姐妹手挽手在马路上放肆高歌“我们是红色娘子军”。那一刻，她们忘记了自己的痛苦，神采飞扬。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经营困难，2004年年底火凤凰关闭，而这个时候已经相继有姐妹得病、死亡。

　　文姐是10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像上海人”，饭做得好，又会体贴人，姐妹们都亲热地喊她“老大”。她丈夫是某公司领导，有了外遇，文姐带姐妹们去指认丈夫时，大家看了都感觉那个人“长得不好，配不上文姐”。

　　她丈夫一般是中午出去与情人约会，因为心虚，他经常变换路线。姐妹们轮换着跟踪，第一天跟丢了第二天继续。1个多月后，她们才找到他们约会的地点，他的情妇是一家军工厂的会计，比他大五六岁，很胖，姐妹们都替文姐想不通，她丈夫为什么不要这么漂亮温柔的妻子？可找到约会地点难题也来了，因为他们的约会地点竟然是文姐的婆家，而且文姐的婆婆每次都充当看门人，这让姐妹们无法进去捉奸。文姐去了，结果不仅80多岁的婆婆躺在地上不让她进去，而且丈夫、二奶都出来骂她、侮辱她。

　　那之后不久，文姐感觉下腹疼痛，去医院一检查，肝癌。从生病到火化，文姐丈夫始终没来看过她，做手术都是姐妹们签的字。手术后，姐妹们给文姐租了个小单元房，一个月房租300元，文姐八九百元的工资除去房租和营养费、医药费所剩无几，雇不起保姆，姐妹们就轮流去照顾她，给她做饭。可是大家都很高兴，还开了个小小的聚会，每人做了个拿手菜，庆祝文姐手术成功。

　　手术后文姐恢复得很快，在友谊的滋润下她似乎忘记了丈夫对自己的伤害。一次去做韩姐的案子，二奶跑了，文姐和大家一起追，看上去那么年轻，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刚做完手术的癌症病人。

　　文姐其实是一直想告丈夫的，可是捉奸的难题一直解决不了。大概半年后，难题还没解决，文姐身上的癌症却转移了，肺上、头上都是，疼得在床上打滚，临咽气时她的体重只有50斤。

　　文姐去世时，张玉芬不在西安，不知道消息。回来后她拨通文姐电话，电话是文姐的侄子接的，听到张玉芬的声音就哭了：“我姑走了……”从那以后，张玉芬就落下一个毛病：从外地回来后，最怕给姐妹们打电话，她害怕接听电话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韩姐得的是乳腺癌，张玉芬抱了一把玫瑰去看她。韩姐把花抱在胸前，脸色红润，那一刻，张玉芬甚至有个错觉：韩姐会从床上跳下来， 风衣一穿，大声说：“走，我跟你去！”可是，3天之后，韩姐还是走了。

　　郝姐的丈夫给二奶买了价值140多万元的房子，过起了同居的生活。一个机会，姐妹们得到房子的钥匙，进去后看到郝姐的丈夫和二奶拍的大大的婚纱照挂在床头。她们气愤之下抱走屋里所有的东西，衣服棉被在路上烧了，其他东西捐到了附近的寺庙。后来对方报案，警察找到她们，郝姐理直气壮地说：“那都是我老汉的东西！”丈夫对她又恨又怕，郝姐手术后还在昏睡中，她丈夫来了，支走陪护的儿女，关上灯，拔了氧气。儿子回来看到这一幕，什么也没说就冲了出去，砸烂了父亲的车。

　　张玉芬现在反思那个时候的行为，就是“想出口气”，“就想捉奸捉到了告到法院就成了，其实对法律并不了解”。

　　2006年5月13日是9姐妹中的最后一个去世的日子，当时张玉芬正在北京为凤凰台录制节目，当嘉宾方青卓强调面对外遇的丈夫要从自己找原因时，张玉芬发火了：“这么多姐妹已经付出生命的代价，还需要付出什么！”

　　不到5年的时间，10姐妹只剩下张玉芬一个人。

　　无名有实

　　2004年年底火凤凰关闭，钱没挣到，公司没了，姐妹们也离去了，可是张玉芬坚持下来了。

　　她说，有的姐妹临走前求她，一定要为自己报仇。仇，找谁报？就是婚外情。“有的专家说头号杀手是心脑血管，我不这么看，头号杀手是婚外情。婚外情让人心情压抑，久郁成病。9姐妹只是一部分，我接触的更多的遭到伤害的姐妹或者得了癌症，或者得了精神病”，张玉芬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她不仅要自己做下去，还要再团结更多的姐妹。

　　公司关闭后，张玉芬干过很多行当，推销员、保险代理……同时，尽管不再有办公室，她还在进行着与火凤凰时期同样的业务，她指导、参与求助姐妹的行动，笑言自己是“总指挥”。

　　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名称，可是目前已经有几十名姐妹长期聚集到她的周围，她们开展着与火凤凰类似的业务。去年，她们为它命名“中华反二奶同盟”。张玉芬介绍，9姐妹去世的前后，陆续又有新的成员进来，她称为“吐故纳新”，她说现在的成员已经是第五拨了。这些成员跟当初的9姐妹一样，一方面寻求安慰和帮助，另一方面去帮助其他姐妹。被她称为成员之一的李大姐不知道这个历史，也不知道自己被张玉芬称为是第五拨成员，只是感觉人多有个依靠，“一说去法院就一下子全去了”。

　　人多了，事也多了，张玉芬的感觉就没有当初那么好了。“有的成员有私心”，她说，认为后来的几拨都没有当初10姐妹时那么“单纯”。成员也是有来的，有走的：有的自己回去给儿子看孩子去的，也有丈夫悔悟了找过来的，还有几个成员是被她们剔除的，因为她们成了人家的“二奶”。提到这个，张玉芬情绪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你自己本来就是被二奶害得没了丈夫，现在怎么又去害人家了呢！”

　　记者发现，只要提到二奶问题，她就会激动，甚至偏激。

　　张玉芬自己在去年刚刚结束婚姻，从1997年开始，她就走上对有了外遇的丈夫的讨伐之路，尽管这无意中成就了她现在的事业，可是她更愿意还是那个“生活在天堂里”的普通女人，她说是丈夫的背叛把她打入地狱。“我的经验是血泪铸成的”，她很愿意把这些经验散播给更多的姐妹，“杀尽天下二奶”。

　　尽管只受过初等教育，可是张玉芬是个很聪明的女人，9姐妹的遭遇更让她领悟到“把命搭进去不值”。她一直坚持练习气功，每天都练，工作也成为她发泄情绪的渠道。“打二奶是最好的发泄”，她半开玩笑地说，每帮助了一个姐妹，打倒了一个花心男人，她都有说不出的痛快。知道没了二奶，没了工作的前夫的落魄情形，她说自己就“非常高兴”。说到某姐妹的丈夫钱财被二奶卷跑后，“想不通，在床上躺了一星期”时，她满脸兴奋，她说这就是她们的胜利，“痛快”！

　　用法律做指挥棒

　　痛快之后就是反思。张玉芬形容这个反思是被“逼出来的”，阅尽天下炎凉后得来的。

　　张玉芬和姐妹们调整了策略，变的“更加理智”。现在，除了姐妹们，张玉芬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律师，她有了一群律师朋友，“有什么新的跟我们有关的法律出来，我马上就能从他们那里知道”。今年“3·15”，她把姐妹们召集到一起听这些律师讲课，讲“如何取证是合法的”，“夫妻财产怎样分配”等很实用的知识，她说她们这也是维权。看书，上网，她有意识地补充自己法律上的欠缺。现在张玉芬对法律更是“门清”，张口就能说出婚姻法某条某款是什么规定，某个司法解释如何规定，她甚至在帮姐妹们代理离婚官司。

　　她反思，“如果当初不是那么蛮干，也许有的姐妹就不会郁闷至死”。辛苦一个月甚至半年得来的证据法庭不认，说不是合法得来的，那时候十个案子九个都是这样输的。“偷情本来就是隐蔽的事情，让我们如何拿到经人家同意取来的证据呢？”张玉芬和姐妹们情绪陷入低谷。那段时间，法律人士见到张玉芬都绕道走，因为不管什么法律界名人她都要拉住人家辩论一番这个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可是，辩论没带来任何改变，“用生命为代价还是换不来法律的健全”。

　　她们学会了打法律的擦边球。她透露，现在去捉奸，“我都是带电视台去”。因为采访她的媒体很多，总能赶上一家，“上次中央台运气最好，一来就遇上四起”。或者她们找到地点就让求助者的家人去，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带上录音机，哪怕让他写个保证书”。她最头疼那种“根本就不懂法的”，“就知道哭，就知道闹。最后一无所获”。

　　这几年，张玉芬说她们有个粗略统计，包二奶、有外遇的90%是公务员或者国企领导。“给二奶买大房子，买貂皮大衣，他们哪来的钱？”她们认为并了解到这背后隐藏着腐败，“这是一个比家事更严峻的事情”，她们计划下一步就是帮司法机关揪出国家的蛀虫。不知道，做出这个计划时，张玉芬们是否想过这是一个远比捉奸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在记者采访时，不止一个法律界人士劝记者离张玉芬远点，因为“她们的行为有争议”。张玉芬们显然更感受到这种孤立，她们向记者倾诉时，说的更多的不是丈夫的背叛，而是她们行动中遇到的白眼。

　　“他们都以为我们怎么那么赖，男人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不放。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取证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住男人，而是要为女人多争取到自己应有的权益。女人太弱势，太吃亏，离婚的时候一分钱得不到被扫地出门成为正常现象。我们取证就是让没有过错的女方财产损失到最低点，重婚法庭可以不认，但至少把财产能向女方倾斜”，张玉芬说来求助的妇女没有说是因为还爱那个男人让她帮忙的，而是被男人逼得实在没有活路，没有房屋，没有收入，甚至被殴打成残疾。“她们去找单位，人家说这是私事，去找法院，丈夫把财产转移了，或者说你没有证据。这个时候她们找谁？”

　　跟张玉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李大姐，她丈夫提出离婚时她才发现丈夫把拆迁款和家庭所有财产都转移了。法庭上，作为警察的丈夫还出示了很多对她不利的证据，甚至把她形容成一个“赌徒”。目前的她没有收入，没有住房，有求于父亲的女儿也声明“管不了大人的事”。采访中，她说自己就想让丈夫把她应得的部分给她，她需要吃饭，她说自己来见记者就是想问问记者如何做才能让法院把自己的一半财产判给自己。

　　张玉芬说，自己的主要作用就是指导那些迷茫无措的姐妹怎么去做，如何维权，她经常对那些前来求助的姐妹说：“你要听人劝，不然一次就能做好的事情，你非要闹，闹到不可收场。”采访中，我们的谈话不断被她的电话铃声打断，有北京的、天津的、山西的……她举起手中的小本子，上面全是她记录的求助电话和事项，她说这样的本子她已经用了23个。

　　十年规划

　　接触的人多了，就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张玉芬说自己有个“筛选标准”，“不是什么人都帮”。“有的来找我的时候，就拿着刀，这样的我不能管，我不能做违法的事，得把握个度”，还有就是钱财的问题。目前她们的原则还是不收费，可是一定要给交通费，张玉芬解释“我们都是没有收入的人，不能干了事情还往里搭钱”。采访中一个求助的电话打过来，她皱皱眉头，告诉对方去找律师，自己已经尽力了，挂上电话她不高兴地对记者说：“我帮她做了很多事，可是我花了40多元的交通费她只给了10元，对这样的人我不能帮。让她找律师，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

　　记者找到张玉芬时，她跟李大姐刚从超市回来，包里装了一包粉条和几样菜，她解释这是李大姐给她买的，“她们一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表示感谢，很关心我的生活，可是没人给钱”。

　　但是现在的张玉芬很需要钱，她想办个养老院，一方面给没有生活来源的姐妹提供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给需要救助的姐妹提供资金帮助。她求助过妇联、民政局，甚至境外福利机构，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她希望通过媒体寻找能提供启动资金的机构或个人，“以后挣钱了，我会连本带利悉数奉还”。

　　她还计划，10年之后再办个技能培训学院，让姐妹们掌握一技之长，自立自强。

　　记者问张玉芬，是否满意这十多年的奋斗，是否有了回报？

　　她马上回答，“有回报啊，很多”。

　　她举了个例子，一个姐妹回家告诉丈夫已经找张玉芬帮忙后，丈夫慌了，答应回归家庭，“你看，我还有震慑的作用呢”，张玉芬笑着说。能成为许多姐妹的主心骨，能做出一番事业，能全国甚至世界知名，尤其是，能成为已经20多岁的儿子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反正有我妈呢！”这些都让张玉芬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去年拿到离婚证的张玉芬说自己不排斥以后的生活中有个“他”，“只要支持我的事业”。她透露，目前有很多人在追求自己，可是还没人能通过她的考验。她的独特的考验方法就是告诉对方，“如果我的丈夫以后另有新欢我会宰了他”，对方听后都选择了沉默。

　　张玉芬说什么时候男人敢应了这句话，她跟姐妹们的归宿也就有着落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