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孙欣

　　联系上张玉芬并不困难，她有自己的博客。可是，几句话后记者就感觉到与她沟通的困难。第一，她听说是北京的记者后并没有如其他被采访对象那样马上笑逐颜开，而是淡淡答应一声后告诉记者，最近时间紧张，因为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媒体都要采访她，她已经拒绝了一些。第二，她很干脆地提出费用的问题，要求采访她的媒体为她们赞助一些费用，因为她要建养老院，需要启动资金。

　　见面后，记者发现她气色很好，比刊登在那些媒体上的照片要精神很多，不像一个跟丈夫打了10年官司的“怨妇”。

　　在酒店见面时，张玉芬提着一个塑料袋进来，说在环城公园锻炼过身体后又去了超市。怎么看，她都像邻居家退休在家赋闲的大姐。

　　可是，马上，她就表露出“难缠”的一面。先是表示不喝茶，放了一杯开水在她旁边，她一滴都不沾。然后拒绝谈一些问题，比如“九姐妹”，理由是“怕她们的丈夫看出来，说他们有外遇总是不光彩的事情”，后来又透露自己在写书，有五部，其中一部就是“九姐妹之死”。

　　她说自己因为写书都累病了，经常放下笔很久手都伸不直，记者惊问：“为什么不用电脑？”她马上摇头：“信不过。”她的理由是，如果是机打的字谁改都可以，手写的就无法冒充，她就吃过这样的亏，递到某法院得诉状就被改动了。

　　这样的“教训”，让她时时无法放下“武装”。采访中，记者拿出相机，她马上制止，理由是“我有肖像权”，“以前让那些媒体照的照片被转载得哪里都是”。

　　后来熟悉了，张玉芬的戒备被直率代替。她很健谈，思路清晰，善于抓住重点，根本不像一个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下岗职工。从她的讲述中，记者逐渐明白，她的戒备不仅来自于前夫对她的伤害，更来自于某些司法机关、某些政府部门对她和姐妹们的一次次的刁难。她说自己从小的脾气就是叛逆，越是父母反对的她越要做，所以面对困难，她越干越有劲，现在完全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她甚至开玩笑地说，要感谢前夫，“不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发展点在哪里呢”。

　　对于前夫，她说自己早就没有牵挂，心早在那年9月17日的捉奸过程中死了。她反复说了两遍9月17日，她对日期和数字的记忆让记者叹服不已，可是她说记得这个日期的原因是因为第二天，也就是9月18日是前夫的生日，她想要前夫一辈子忘不掉这个日子。那天，面对张玉芬“我哪点不好”的责问，前夫一言不发。本来张玉芬还在想只要丈夫认错自己就会接纳他，可是丈夫的沉默让她彻底明白从此结束了。现在，走投无路的前夫几次表达悔改之意，张玉芬都坚决回绝了。她说自己就是这么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曾经有个女法官边翻看着她收集的详实的证据边感叹“要是女人都像你这样，就没男人敢有外遇了”。

　　她其实也是有软肋的，那就是她的儿子。采访中她不断被电话打断，一部分是求助的姐妹，另一部分就是她的儿子。她20多岁的儿子一会儿问她面条要买多少，一会儿用网络电话跟她开个玩笑。每次接听儿子的电话，她都是又温柔又亲昵，此时的“战士”完全就是一个纯粹的母亲。她说儿子对父亲“恨死了”，很依赖她这个母亲。儿子中专毕业后她又让他上了大专，可是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她帮着找了几份工作，可儿子不喜欢都没干下去，有的甚至上了半天班就回来了。儿子就喜欢玩游戏，整天坐在电脑前面，“每个月都参加几次游戏比赛，还有奖金”，她说儿子现在基本每个月都有近千元的奖金拿回家，足够生活了，而且她相信儿子在电脑方面的天才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临别时，张玉芬又换了一件黑马甲，她说前一天拍的照片显胖，现在的衣服会显瘦，让记者再帮她补拍几张。然后，她要求一起去照相馆把相片拷贝到她的U盘里，记者解释可以等以后给她用邮件发回来，可是她坚决不同意，她说，不相信网络，“以前别的媒体发给我的照片丢了好几次”。

　　接着，她在酒店的浴室里洗了个澡，她说家里没热水器，不能洗澡，又因为生病，自己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好好洗澡了。她说的家就是离婚时判给她的位于税务大院的房子，那是前夫单位当初分的房子。后来有人提出她前夫已经离开了，就要交回房子，她回答：“谁把房子收回去我就抱着炸药去谁家。”从此再没人提起。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