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20年前的圣诞节，我作为留美学生到台湾去访问。这是大陆留美学生第二次访问台湾。促成我们访问台湾的是马树 礼先生，一个老牌的国民党人。去台湾之前，我对国民党人有一种脸谱化的印象。多年的革命教育给我留下了一种深刻的印记 ，国民党人都是官僚、无能和腐化的。但马树礼先生为我清除了这种脸谱化的国民党人形象。

　　马先生1906年生人，曾在日本留学。1928年，中日关系紧张，马先生觉得不能继续在日本读书，感情上接受 不了，就从明治大学肄业，去马来西亚当了一个中学校长。他是马来西亚现代史的专家。我到台湾后，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 是英文的《印尼独立运动史》，一本叫《印尼的变与乱》。他送书给我的时候，都有题签，在扉页上用非常清秀的字体写着： “请学良兄指正。马树礼敬赠”。那一年他83岁高龄，我只能算他的孙子辈，题签如此诚恳，我连称不敢当。这不是客气话 ，因为我比他辈分晚得太多，但他坚持如此，谈话的时候也一直称我“学良兄”。这种儒雅和诚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我后来才知道，马先生的经历异常丰富。抗战军兴之后，他投笔从戎，从印尼回国参军，在第三战区政治部任组长， 一直做到第三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从1938年开始，任《前线日报》社社长。因为这个身份，他见证过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 。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与中国政府接洽投降事宜的全过程，他都亲身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报道，都是他亲自写好，交给报 纸发表的。80年代中期，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和中央评议委员。我们这些从大陆到美国东部留学的留学生想 到台湾去看看，经过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牵线搭桥，马先生首肯来推动这件事。

　　那是第一次有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民间团体访问台湾。当时不乏一些媒体对此行做一些政治化的解读，为此，我 没有随第一批留学生前去台湾，而是当年年底才和第二批留学生同行。马先生是国民党八老之一，当时已经退休。到台湾以后 ，我和他有过几次长谈，每次有两三个小时。他对我说，推动大陆留学生访台，让他们亲眼看看台湾的现状，不是为了哪一个 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希望留学生和大陆能够理解。这件事他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当时从来没有说过。多 年以后，两岸人员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许多基础，正是马先生这一代人打下来的，但他仍然没有公开说过自己做的这 些事情。这让我看到他那种不居功的人格。

　　他不嗜烟酒，也没有子女，人是很清廉的。我们在台湾参加了很多公开活动，难免有宴请。有些场合马先生也在。他 自己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申明是他自己掏腰包，绝非公款吃喝。他告诉我，蒋经国对身边的人要求非常严格，下班之后，不允 许他们在家里接待工商界人士。马先生做过高官，在政界、军界和商界都有人脉，可以动用的资源很多，但没有什么私产，只 是在台北房价便宜的时候，买过一套多余的房子。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94年，他想在老家江苏涟水资助教育事业，拿不出 什么钱来，正考虑把这套房子卖掉筹钱。

　　但他要回大陆比较困难，据我所知，一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回老家扫墓。

　　他常常谈到台湾发展经济的经验，第一是要平均地权，第二要重视发展家庭经济和中小企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避免社会分配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冲突。这里面有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有台湾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在他心里，三民主义 是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的东西，是中国人付出很多代价，才探索出来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道路。

　　他对我说：学良兄，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心血，都花在民族独立上了，希望你们这一代留学生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民生 问题。

　　我很感动，觉得心里十分温暖。

　　马先生是2006年7月19日去世的。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回到香港才知道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今天我还记 得整整20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下回去台湾，我要到他的陵前去拜谒，表达我对他永久的敬重，感谢他为大陆留学生 第一次访问台湾做过那么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