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工/文

　　培养社会公众敬畏、信仰法律，奉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不仅仅是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或是刑法的威慑力，而应强化法 律符合社会道德，符合公众社会常识的特性。如果法律与社会道德意识和公众伦理常识产生矛盾冲突，则不可能受到敬畏、信 仰和遵循。

　　社会要靠道德和法律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得以维持、运转和发展，这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补互促的关系。适用法 律应该使社会更加文明、更有道德，这样才能促进社会更稳定、更和谐。当司法不能维护和支持社会公德，而把法律变成违情 背理的怪物时，法律权威和司法机关公信力也就出现漏洞，对这样的漏洞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只会使法治大堤遭受管涌似的侵 蚀乃至坍塌，随之而来的必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道德的沦丧，最终侵害的是人民利益。

　　司法者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和道德，执行法律不能违反道德，不能把法律与社会和公众对立起来。因此在适用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时，要防止不顾法理和情理，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当前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出现了某些违背常识、不利道德 的观点和做法，对此应该引起警惕，否则会导致影响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的后果。

　　以某起案件为例，该案涉案罪犯从小受父母溺爱，长大后却长期虐待父母，最后借口母亲外出没有告诉自己而用刀把 母亲扎死。司法机关在处理此案时，决定从宽处理，理由之一是：案件属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犯罪，系家庭悲剧，其社会 危害性有别于针对社会其他成员的犯罪”。对这个理由可通俗地解释为，杀害母亲比杀害其他不相干的人危害性要小，可以从 宽处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令人难以理解，也是鸿篇巨制的司法大文章中一个明显的败笔。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敬双亲是我国传统美德的核心准则，也是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社会无论如何变革， 只要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对传统美德就不能弃之如敝屣，而应该大力继承和发扬。

　　自古以来忤逆不孝、弑母杀父都是最重的罪行之一，这并非重刑主义使然，而是有着深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 经验的道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稳定家庭是社会的需要。如果一个人无良狠心到连母亲都敢杀害的程度，其内心该是多么残 忍、冷酷。这样的人主观恶性之深、社会危险性之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硬要认为这种犯罪轻于对社会其他成员的犯罪， 实则与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相悖，对社会决不会产生正面的导向意义。

　　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说明一些司法人员思维存在误区，不仅是不懂孝道在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 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没有搞清从哪个角度考虑对行为人从轻处罚才具有合理性。

　　家庭成员之间的某些犯罪，在处罚时确实可以酌情从宽，其理由绝不在于被害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在人身、生命的价值 上或依法享有的权利上有不同区别，而是出于这个家庭，本已遭受了亲情破裂的悲剧，对犯罪的家庭成员尽量减轻再遭受法律 严惩的后果，对抚慰整个家庭的精神创伤、减轻其他成员的悲痛、维护家庭的亲情和稳定、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均更有益处的 考虑。但不能凡属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都要机械的一概而论，能不能从宽处罚，还要从对社会利弊的价值角度衡量判断。

　　不能因为对犯罪者不当的从轻处罚，而导致孝道无价值、弑亲可原宥的冷血思维和无情意识。如果司法案例使社会颠 覆了传统美德，那是司法的失败、社会的悲哀。

　　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司法观念或误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行为，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有害无益，不可能保证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了避免大规模、大范围出现类似失误，执法者亟需举一反三，加强国情社情、人文素养和道德伦 理知识的学习，克服人文素养不高、认知范围狭隘、执法能力薄弱的弱点，深刻理解法律、道德，树立法治精神，从而保障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良好效果，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