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

　　身份认知，是间谍片的经典议题和魅力所在。安吉丽娜?朱莉，饰演一个美、俄双面间谍，动作凌厉，节奏干脆。上 映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美俄交换美女间谍的新闻，更令片子轰动一时。

　　在某个角度，我认为自由和身份，是最核心的两个现代性议题。不只间谍，世上所有人的一生，都被卷入了这两个词 语。或者说现代性的诞生，使每个人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都成了间谍。

　　想得更远一点，地球上第一个间谍是伊甸园中那条蛇。它离间人类始祖与上帝的关系。

　　古往今来，一切骗子的三板斧。第一是虚无主义，诋毁上帝的美善动机，等于宣告在宇宙中，无私的爱和圣洁的公义 是不存在的。第二是相对主义，抹煞上帝话语的确定性。宇宙的规则一旦不确定，人的主体性就不再确定。就像户籍制度一旦 形同虚设，就有数亿人，每天清晨都要问自己，到底我还算不算农民？第三是人本主义，用地位的僭越和自我的膨胀，来摧毁 身份的确定性。就像某人一旦“知道”他可能成为董事长，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一个“知”，指向个人自由，是指知道了更多的信息。第二个“知”，指向主体身份，是指对尊严、地位和价值的 确信。这正是现代性的悲剧：人知道(的信息)越多，反而就知道(自己是谁)越少。

　　悲剧在于，我们“知道”的能力过剩，管理所知的能力却不足。我喜欢听别人介绍自己，或看别人的名片。一个人如 何告诉别人“我是谁”，就等于告诉别人，他是如何评价、筛选和排序自己知道或拥有的一切的。他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在 乎什么，以及，贪图什么。又或者，他虽活着，却对这一切尚无头绪。

　　读到一本《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有许多温柔而怜悯的句子。陈忠村写道，“深夜，我对着蚌埠 的方向沉默”，而“醒来，躺着的上海是别人的”。张绍明想起远方的父母，写道，“城市像扣一笔罚款一样把他们扣在了城 里。”

　　看这部动作片，我却莫名其妙想起这些忧伤的句子。从小看电影喜欢问两个问题。知道角色身份就问：谁是好人，谁 是坏人？不知道角色身份先问：他是哪一边的？电影的海报用了一句简洁、夺目、充满写实风格的标语，“绍特是谁？”在战 场上，其实是问，谁是绍特爱的人，谁是绍特相信的人。以及，谁是绍特效忠的人？

　　对一个美食家来说，你就是你所吃的。对一个书呆子来说，你就是你所读的。对一个人来说，你就是你所信的。

　　宗教学者杨凤岗，最近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语出惊人，说据他研究，今天有85%的中国人有宗教或巫术信仰。 从社会学角度说，人对宇宙、人生及社会所怀信念确定性越高，身份确定性就越高，同时行为的自由度就越小。反过来，一旦 人的身份模糊到无法识别时，人就彻底无法无天。这就是在影片中，谁都打不过特工绍特的原因。

　　很显然，身份确定的士兵，往往打不过身份不确定的间谍；受雇于一方的间谍，又打不过双料间谍。这就像一些不知 道自己姓什么的人，反而更容易致富。因为他们对财富的非正常饥渴感胜过了别人。换言之，一个必须通过财富才能证明、发 现或检验自己是谁的人，自然比一个贫穷却确知自己是谁的人，更倾向于打破一切规则。

　　换言之，市场的邪恶不是金钱本身邪恶，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本来该去读哲学，却去读了工商管理；本来该 去教会，却去了公司。其实市场是无辜的，它明明是做生意之地，人们却到那里去拜关公。它明明是积累财富之地，人们却到 那里去积累偶像。它明明只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却幻想在那里找到“如神”的感觉。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致命的疾病》中有句怵目惊心的话，描述人屈服在那条古蛇诱惑下的结果，“所谓罪，就是 把你的身份建立在除了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之上。”

　　因此，所谓前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把人的身份比较固定地建立在“除了上帝之外的某种事物之上”的社会。所谓现代 社会，则是一个已无法把身份固定地建立在“除了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之上”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 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对人的奴隶身份有确信的时代；一个是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就是对人的奴隶身份充满了焦虑和不确 信的、“一无所有”的时代。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不存在第三种可能，那么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人海中的间谍。在城市与乡村、官府与公民、 美国与中国、男人与女人之间，在生与死、天与地、人与神之间，凡不能确定自己身份的人，都是特工绍特。在这个世界上， 谁都打不过我们。但我们活了一辈子，却打不过自己。

　　就像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就用无花果的叶子彼此遮盖，从此婚姻成了一部谍战片。一个人偷情，另一个人存小金库。 爱与不爱，谁跟谁呢。

　　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为了一个吸血鬼。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身份认知，不断建立在对别人 的榨取上。所以有人需要不断挣钱；绍特需要不断杀人；而我们，需要不断地问，你还爱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