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萍丈夫见过代昌模后提出离婚

　　痛苦的约见

　　当天晚上8点30分，离蒋方萍答应关运生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门外依然没有动静。代昌模有点坐立不安，双手在大腿上来回摩擦着，最后干脆往窗外探出身子四处张望，同时嘴里在反复叨念一会儿见面的台词。

　　门外终于响起了敲门声，代昌模猛然一震，相互紧握的两手也捂出了手汗。寻找了近30年的蒋方萍就在门外，代昌模一时不知所措。直至一旁的律师推了他一把，他才挠了一把头皮，屏住呼吸往门口走。他随即停了下来，一手撑墙，一手搭在扭动门锁上，深呼吸一下，好像要用尽全身力气，开了门。

　　眼前站着一个打扮平凡的中年女人，她扎着头发，披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外套。她礼貌地朝代昌模点点头，随后在对方发呆注视的目光下朝丈夫的方向挪了挪。

　　关小东的到来出乎代昌模的意料，原本他已与关运生说好，为了不影响蒋方萍的家庭，此行只约蒋一人见面。

　　一旁的律师打破僵局，他一边招呼着关运生和夫妇俩入屋，一边给代昌模递眼色，暗示他应主动一点。代昌模低头走到床边，在蒋方萍和关小东的对面坐了下来，两只拇指极不自在地互相抠着指甲。

　　“对不起，能否让我和蒋方萍单独聊两句呢？我有点事想跟她说。”一阵冷场过后，代昌模终于开口。关小东和蒋方萍互相对视了一下，最终关还是表示了大度，和关运生一起走了出去。

　　“你知道他是谁吗？”律师指着代昌模问蒋方萍。蒋方萍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摇了摇头，仿佛为忘记了某位老家乡亲而感到抱歉。

　　“他是代昌模，坐了9年牢，你还记得他吗？”律师接着说。

　　这三个字犹如闪电般地击中了蒋方萍，她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露出惊恐的眼神。

　　“我这次来没有别的目的，主要想告诉你我当年是被冤枉……”代昌模说。

　　“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来找我干什么？”蒋方萍打断了对方。

　　“你不要激动，我只是想请你仔细回忆一下，凭良心说话，还我清白。”

　　“你也是有家室的人，谁会把自家的儿女拿来乱说的？这件事千真万确，还有什么好说的。”蒋方萍的声调越来越高。

　　“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我牢也坐了，苦也吃了，我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只是不想再顶着这顶帽子进棺材。”

　　“我老公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和我离婚，我会找你算账的。”蒋方萍的情绪开始失控。

　　“你想做什么？”关小东听到里面的争吵声，冲进来指着代昌模说。当老一辈在他一再追问下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后，关小东脸色凝重地坐了下来，背对着众人，抽了一阵闷烟后说：“有没有这件事，只有他们俩最清楚。如果真的有，我这婚是离定了，如果没有，也要说清楚。”

　　此时的代昌模低着头，他站起来，走到夫妇俩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蒋方萍，我求求你了，只有你才能帮我洗清罪名啊，求你了……”

　　蒋方萍将头转向另一方。“你侮辱了我，还好意思来找我？好不容易长好的伤疤，又被你抠出血来了。”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过来了，走！”一旁的关小东愤然起身，拉起妻子就往外走，甩下身后呆若木鸡的代昌模。

　　足足两分钟后，代昌模像想起什么似的，疯狂地追了出去。50米开外的关氏夫妇已经上了一辆公车。代昌模懊悔地敲着脑袋，扶着一排路障，蹲了下来。

　　第二天——10月22日，关运生在电话中告诉代昌模，关小东夫妇已经不想再见到他，以后也不要再来骚扰了。失望至极的代昌模登上当晚的回程火车。

　　要找到死那天

　　当年的小女孩蒋方萍找到了，并也见上了，但30年的寻觅却换来两个家庭更痛苦的煎熬——蒋方萍丈夫知道了这个埋藏了近20年的秘密后，喊着要离婚；而饱受亲人奚落和反对的代昌模，也离开在攀枝花的家，沦落为成都街头的一名拾荒者，靠捡废弃汽水罐过活。

　　11月的成都，已经有点寒意，代昌模找了一间在简易公厕旁的廉价出租屋，每月租金100元，但代价就是要忍受难闻的气味和成群结队的蚊子苍蝇。

　　上海之行让代昌模灰心到极点。现在他白天埋头整理上诉材料，晚上则游荡在附近的垃圾场，拾荒为生。偶尔在半夜，他还会疯狂地想念年仅2岁的小孙女，她是家里唯一一个会给他送去微笑和怀抱的人，但他不知道，在孙女懂事后，他该如何给孩子讲述他的历史。“这个罪名影响了我们家整整三代人，我不希望悲剧继续延续下去，我还会继续寻找他们的，直到我死的那天。”

　　代昌模的寻找还要继续，而记者事后也再次联系上了关小东和关运生，他们说这件事对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影响，而且很可能是一辈子的。幸好，当天愤怒离去的关小东在经过几个晚上的思考后，终于明白应该理解和支持妻子。“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她那时候才那么小，这不是她的错。况且代昌模也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11月6日是代昌模既幸运又失望的一天，成都市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刑连超告诉他愿意免费接这个案子。在研究了所有的材料后，刑连超对代昌模说，初步判断这个案子当初确实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但由于年代久远，原来很多真实的证据都难以再取，申请立案再审的难度很大。

　　“与现在的无罪推定不同，70年代我国法律是实行有罪推定的，特别对于强奸案这些敏感案件来说，在道德至上和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冤假错案在所难免。如果代昌模的案件放在30年后的今天，就很有可能是无罪释放了。”刑连超说，“如果通过各种努力，代昌模的案件最终还是无法得到司法平反的话，这只能说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种不幸了。”

　　11月14日下午，代昌模又带着所有的材料到四川省高院上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他第几次踏进这个地方，反正这些年来他签过的上访单和收到的回复函已经足以装订成厚厚的一本。

　　他在接待厅等候了整整一个上午，很多人都认得这个执拗的老头，但谁也不愿意理他。代昌模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被搪塞敷衍过去。最终一个年轻的办事员抵不住滋扰，用戏谑的口吻对着代昌模冷嘲热讽了一番，代昌模第一次在被他视为“救命稻草”的司法人员面前扭头就走。

　　傍晚的寒风灌进代昌模那满是裂口的灰色外套，他双手抱腰，弓着身子缓缓走向垃圾场。远处的平房已经炊烟袅袅，一些天真的孩童扯着风筝在空地上奔跑。一种生命的无常感涌上代昌模的心头。孤树下，他从怀中掏出老父亲的照片，呼唤着、摩挲着，不觉间已老泪纵横。

　　(为保护受害人一方的私隐，文中蒋方萍、蒋爱群、关运生、关小东均为化名)

　　(《成都晚报》记者刘昕、成都电视台《经视在线》编导苟小华对此稿有重大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