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云南许霆”何鹏：为何偏偏我是无期

　　2001年，当时是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的何鹏，在ATM机上，从余额只有10块钱的农行卡中取出了42.97万元。之后，何鹏以盗窃罪被判无期。

　　一个年轻人面对巨额取款的诱惑，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狱里呆了7年后，他怎么看待当初的选择？

　　当广东许霆案二审改判后，这个和许霆有着同样经历的年轻人，怎样看待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会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对话正在监狱服刑的何鹏。

　　前天，云南第四监狱，7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使何鹏和同龄人有什么明显不同。高高的个子，腕上戴了块运动型手表。

　　28岁的他，笑起来的时候会垂下眼睛，拘谨中带了几分稚气。

　　因从失控的ATM机里，用余额只有10元的卡取出了42.97万元，何鹏被判无期徒刑。

　　重提往事，他努力做出坦然面对的姿态，但会狠狠地抠桌子上的接线板，一下一下。他不会捶胸顿足地说后悔，但偶尔会苦笑。说到以前的日子，他嘴唇微微颤抖，目光挪向别处。

　　何鹏一直说，自己是个农村孩子，有着最现实的能端一个铁饭碗的梦想，但是没有承受住金钱的诱惑，做了错误的选择。他说如果让他去偷去抢，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胆量。但是突如其来的那笔钱，让他眩晕到失去理智。

　　常被家人提起的一件事，是何鹏在初中的时候，看到有人偷钱，主动上前制止并和小偷打了起来。

　　何鹏的警察梦想曾经很近，但现在，他疏远了那些公安学校的同学。

　　他的梦想变成了申诉和一个无罪的判决。

　　取了一书包钱，突然有点害怕

　　新京报：现在会常常想起当初取钱那件事吗？

　　何鹏(以下简称“何”)：我尽量不去想，但不可避免地就会想起来，毕竟这件事改变了我一生。

　　新京报：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何：是当时没有社会经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钱，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自己就有了贪念，想把那些钱据为己有。

　　新京报：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何：我拿着卡去查询余额，突然发现卡里有很多0，就想试试能不能取出钱来。结果真的取出来了，第一天取出几千块，开始还想是不是亲戚给我存的钱。

　　新京报：第二天，你又去取出几十万，中间经过思想斗争吗？

　　何：没有。我第二天很自然地就去看还能不能取出钱来，结果还能取。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换了很多ATM机去取。

　　新京报：取钱的时候害怕吗？

　　何：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就是一直在拼命地取。但是取到后来，看到满满一书包钱，突然有点害怕。那时候其实还能取，但是我不敢再取了。

　　新京报：抱着满满一书包钱，是什么感觉？

　　何：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取了多少，我就想这些钱够了。

　　新京报：够干什么了？想过拿这些钱做什么用吗？

　　何：够我这辈子花的了。我可以不用家里再出学费，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

　　那时候还没来得及想怎么花，就觉得自己突然有钱了，有很多很多钱了。

　　新京报：听你爸爸说，他经常跟你讲，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

　　何：我知道。之前也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钱，但是看到自己的卡可以取那么多钱，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们家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也不算好，爸妈为了我读书，很辛苦。我到昆明读书，看着学校里的其他同学有很好的条件，我也想像他们那样。我知道这是攀比心理，我虚荣，我不对，但是我当时真的羡慕那些条件好的同学。

　　无期？还不如判我死刑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想到把钱放回家里呢？

　　何：我想不到别的地方，家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并且信任的地方。

　　新京报：你没有想到用自己的银行卡取钱，是很容易被找到的吗？

　　何：后来想到了，就自己把卡扔了，还让妈妈去挂失卡。

　　新京报：有没有想后果？

　　何：我当时想，如果银行来找我要，就把钱给他们，把钱全部交了就没事了。如果不来找我要，我就留下。

　　新京报：没想到这是犯罪？

　　何：没想到，就觉得像捡的一样。

　　新京报：那现在呢，觉得自己犯罪了吗？

　　何：我在道德上犯了很大的错，我道德感在金钱面前降低了，也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但是，我还觉得自己无罪。

　　新京报：为什么说当时自己道德感低？

　　何：怎么说呢，现在这个社会，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很大，我没有抵制住，我道德感降低了。

　　新京报：警察找到你，你是什么感觉？

　　何：我知道事情被发现，不是通过警察。我回学校，有个同学告诉我，系主任找我。我就知道事情被发现了，当时没想有多严重，系主任告诉我先把钱还了。我还问他，能不能继续上学，他还让我不用担心。

　　新京报：可是，结果你被抓进去了？

　　何：被抓进去之后，我想要被开除了，心里很难受。当警察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当初已经上了本科线，选择这个学校(云南公安专科学校)，说的现实一点，就是它包分配，我毕业之后就会在派出所当警察。

　　新京报：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后，什么感受？

　　何：无期？我当时第一个念头是既然是无期，还不如判我死刑。

　　新京报：为什么？

　　何：我那么年轻，就被判了无期。那么多年，我不知道该怎么过。既然没有了希望，还不如直接死刑一了百了。

　　新京报：后来这种念头怎么转变了？

　　何：家里人不断在劝我，我已经很对不起家人了，不能再让他们担心了。

　　新京报：心情慢慢平静了？

　　何：我在监狱里心情从来没有平静过，不可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