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离别香港时合影。

朱谌之。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外甥女顾倬云摄于复兴公园。

　　“外婆，我们回家了。”

　　2010年12月9日中午12点45分，一架从台湾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走下飞机，进入贵宾厅的一个房间，一时间，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只听见刘添财对着前来迎接的徐云初说道：我们是来把老奶奶安置好的。徐云初踉跄着接过旅行袋，一瞬间眼圈就红了。

　　那旅行袋里，是一只淡黄色的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上写着“朱谌之”。

　　潜伏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作为富家千金，朱谌之住的朱家花园是当年镇海著名的建筑，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谌之的居所，那里曾被称为“潇湘馆”。现镇海中学校园内，保留了朱谌之故居。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就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那是一所管理非常严格的学校，女生不准与男教师接触、通信。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女师的学生们也按捺不住了，她们纷纷成立学生协会，出席联合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为首的是朱谌之的同窗、老革命党人陈修良，正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两人结成了生死友谊。

　　曾师从沙孟海学习书法

　　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媳妇，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而朱谌之还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学习过书法并深受赏识。

　　朱谌之当时叫朱桂凤，她请求沙孟海帮她重新起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应她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这个名字，朱谌之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

　　不久，朱谌之远嫁沈阳，沙孟海刻了一方“弥明欢喜”的象牙印章送给她，朱谌之也曾为沙老写过小楷册页。

　　变卖婚戒支持革命工作

　　朱谌之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9年，朱谌之在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简称台少团)后，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当时，由于大后方革命出版物资和经济都很困难，为采购印刷物资，朱谌之变卖了结婚时的一枚3克拉婚戒，换来了3200元钱。

　　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为经营书店，实则也做对外联络和掩护的工作。书店，当时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一家人为革命萍漂絮飞

　　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奶奶了。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

　　尽管如此，朱晓枫却记得那年母亲送自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吴淞口的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永诀。”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回忆起自己寄养在上海淡水路时母亲来看望他的情景：为了掩藏身份，那时候，他管她叫外婆，却能感觉到这位外婆对自己特别的疼爱。“只要一有空，外婆就会来看我，经常问我学习情况，晚上，还会抱我去她的床上睡。”

　　潜伏台湾一年英勇就义

　　1949年10月，她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9年11月，朱谌之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的名义，找到了当时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书记蔡孝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那里，前后7次获取了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等情报。

　　但正当朱谌之即将顺利完成任务回家之时，蔡孝乾被捕并叛变了革命。朱谌之紧急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浙江舟山，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却终于没能躲过搜查，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沈家门被捕。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死时，年仅45岁。 

　　寻找

　　线索一：一张老照片

　　“听说你恋爱了，他是怎样一个青年？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晓光也只是随便提了一句，相恋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对方是志同道合而个性适合的人，我是很高兴听到的。”

　　这是朱谌之写给女儿朱晓枫的家书中的一封，尽管已是60年前的回忆，朱晓枫掏出母亲遗留的信件的时候，脸上仍然涌起了温情。

　　朱谌之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谜团，由于当时情势敏感，家人一直未去认领尸体。那么多年过去，朱晓枫和朱明也几乎放弃了寻找。

　　转机出现在一组老照片里，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刊出由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到的一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朱谌之临刑前的情景。

　　经过多方打听，朱家和徐宗懋终于取得了联系，委托徐寻找母亲的遗骨。“可是，尽管徐宗懋在台湾多方打听，还是找不到母亲当年的遗骨踪影。”朱晓枫说。

　　线索二：一份老名册

　　2009年，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蓁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谌之传记的潘蓁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朱家人。

　　因为不敢确认死者是否就是朱谌之，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寻访遗骨下落。

　　热心的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区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怎么把骨灰运回来，却成了摆在亲属们面前的难题。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无力奔走，便委托女婿李扬全权办理。

　　“如果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程序，估计两年都办不下来。”李扬在税务总局工作，通过朋友的关系，他采用了民间移灵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可以通过两岸的殡葬协会来办理遗骨的送回。

　　“而让我们感动的是，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刘添财自告奋勇要送朱谌之回家。”

　　60年后潜伏者终于归来

　　4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的雷元荣钻进阴暗的骨灰塔，取出尘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闭了60年的烈士遗骨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2月9日，朱谌之的遗骨被送回北京，由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和女婿李扬前去机场迎接。接到的朱谌之烈士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烈士遗骨究竟要葬在何处？目前，镇海方面传来消息，希望能让朱谌之安葬在家乡；北京的福田公墓，也成为烈士遗骨的一个可能安息地。

　　“我个人希望母亲的遗骨能一部分葬在南京陪伴我和我死去的父亲，一部分送回镇海老家。”朱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