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前段时间，著名社会学家、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惹麻烦上身了。她委托熟人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同性婚姻法提案。但当广州的一名记者提出采访时，李银河的助手称：“采访15分钟内免费，1小时以上按每小时500元收费。”这一消息一出来，马上惹起人们的争议，有人质疑，当然也有人赞成。这一事件让人们联想起去年的一则消息，有报道说外交
学院的部分教授逐渐统一做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要收取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收费理由是，接受采访要花费很大精力，而且常常要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这两次事件中，我发现，有人从道德层面，有人从法律层面评判，使这个问题被搅成一团。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等等民事法律都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的行为，学者、教授接受采访收费，是学者、教授与记者之间的一个契约行为，这种契约的签订，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也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采取欺诈等不法行为，当然合法有效。除非学者、教授受到政府或公共机构的委托，进行某项法律起草或者事项研究，涉及公共利益，那么公众就享有知情权，学者、教授一旦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就不应当收费。
对于学者、教授接受采访收费的问题，更多应当从道德层面来探讨。因为，即使法律上他们享有收费的权利，但学者、教授作为在一定领域享有话语权、专门以生产知识为己任的“有限公众人物”，他们是否更具有道德上的要求？是否不应当轻而言利？
道德与习俗、传统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有“言义不言利”的传统。不过习俗、传统在不断变化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言义又言利”已经为人们所接受，人们普遍认为，知识的创造是有价值的，所以，供给知识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不过，人们不能接受的是知识分子处处“言利”，知识分子还是应当担当一些社会责任，传播知识与发表观点、引导社会。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学者、教授仅仅是接受记者短暂的采访，要求阐述某种观点，评价某种事情时，他们如果拒绝接收采访，公众可能不会有什么非难，但如果提出要求收费，这恐怕就与人们对他们社会角色的期望———传播知识与发表观点、引导社会有差距，这个意义上，收费是不道德的。然而，如果记者要求学者、教授接受长时间的采访，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思想，对某一事件的深入分析，这是对学者、教授劳动成果的占用和对其时间的据有，“言利”就显得无可厚非，与当下认同效率的道德观也不违背。这个尺度，我认为李银河掌握得很好。
然而，我上面说到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只能是市场经济下普通的对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并非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要求。道德要求其实也是多元和有层次的，有一般的道德要求，也有层次很高的道德要求。当下，也有一些学者保持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言义不言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但那是对“圣人”的道德要求，不能以此苛求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能遵循普遍的道德要求，就应当认为他们是讲道德的。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