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重庆市对2047名涉及建筑、个体、雇用劳动和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是民工）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不记名调查。在1523名已婚者“配偶不在身边如何解决性需求”的调查中，621名愿意作答者中承认“性出轨”的占了约四成，其余902人拒绝回答。“出轨”方式包括：“购买性服务”、“与熟人发生关系”和“有固定的朋友”等。
我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上千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但这个群体常常被淹没在歧视和偏见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平的地位，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与他们相距甚远。
民工的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被专家称之为“孤岛上的生活”。性出轨就是孤岛生活的突出反映。
四成民工用出轨方式解决性需求，与其说这说明了民工的品质问题，不如说表明了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无助，表明民工发展权的被忽视。
生存权是一面永远舞动着的“社会弱者的权利”的旗帜，而发展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和弱势个人提供缩小与强势群体及强者间差距的机会。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避免造就“边缘人”和“牺牲品”。
更进一步说，四成民工用出轨方式解决性需求，从本质上揭示了民工“可行能力”的缺失。“可行能力”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个人免受痛苦，可以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有尊严地生活的能力。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阿玛蒂亚森把它称作“实质自由”。
民工被完全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这种受威胁的状态必然导致民工生活的精神孤岛现象，必然造成伴随民工的一些看似低下的选择，如性出轨。但是，又有谁真正在乎他们的感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