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滕朝阳
题由：被世界五百强企业提意见后，最近，广州交警立下军令状：3个月明显改善广州交通秩序。此次交通整治工作还首次将责任逐级分解，其中，若对拥堵黑点疏导不力逾三次，将对“守点”中队长予以撤职处分。(见本报今日14版)
广州交警的“军令状”为谁而立？从其直接起因来看，应是为领导而立。世界五百强企业就交通问题向省长提了意见，省长向市长转达了意见，市长实地调研后对交警工作提出了严肃批评，于是而有“军令状”。
但我想，广州百姓对当地的交通状况是不陌生的，但交通问题竟由外人——世界五百强企业而不是本地人发现并提出，无论如何是一件可奇怪之事。当然，或许是广州人已经适应了混乱的交通秩序而丧失了“问题意识”，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也发现了问题并提了意见，却“人微言轻”而未引起交警部门的重视。于是，他们“集体失语”了，把问题的发现权和解决问题的建议权拱手让给了“外人”。
交警立“军令状”，是一种自上而下监督的典型表现，其效果也不难预期。但问题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往往导致只对上负责，而其效果也往往因“上”的注意力的转移而减退。倘若能形成自下而上监督的机制，各职能部门就能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百姓的声音就会像“世界五百强企业”那样有分量，也就犯不着立什么“军令状”。
“军令状”是处置非常之时、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举。但改善一个地方的交通状况，并非长久之计？广州的交通状况在3个月后应能获得“明显改善”，但半年之后、一年之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