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强的救赎

　　其实对于牛玉强案的争议，应该是刑期怎么计算的问题。因此，牛玉强保外就医的时间完全应该计入刑期，刑期至2008年4月就该结束。

　　记者/陈 冰

　　倒霉蛋牛玉强生不逢时。

　　年方二十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严打”，紧接着又被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收进大网，于是乎，一个老实得近乎窝囊的可怜男人，却被称为最后一个“流氓”。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为了争抢“一顶帽子”。

　　历史的诡谲往往如此。

　　一顶戴在头上的帽子，让牛玉强弱不禁风的脆弱人生从此与“流氓”相连。这顶“流氓”的帽子更是让他蹉跎半生仍然不得解脱。

　　在那幽暗而又充满黑色意味的二十几年中，他的人生也曾经出现一抹亮色——保外就医让他重拾健康，找到爱情，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14年中他曾经一度有机会摘去这顶耻辱的“流氓”帽子，却因为自己的无知与蒙昧再度坠入人生的谷底——由于保外就医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

　　历史继续演绎着它的诡谲与荒诞。

　　从懵懂少年牛玉强到半百之人牛玉强，倒霉蛋牛玉强还在为一个早已消失的罪名服刑，还在为某些权力机关僵化的制度、可笑的失误和呆板的执著而买单，以青春为代价坐实了新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的“交椅”。

　　牛玉强到底应不应该为一个不复存在的罪名继续服刑？在我国刑法已经修改取消了流氓罪，再将保外就医的他以原罪名重新投入监狱，并依据旧法判处的重刑延续服刑至期满，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情、合理、合法？

　　银行家安迪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以一把藏在《圣经》中的小锄头凿开了通往自由的救赎之路。倒霉蛋牛玉强可以凭借什么获得那份期待已久的救赎？

　　恶法也得执行

　　很多时候，善良的人们总是基于本心做出常识性判断。一个罪名不存在了，当然就不该为它继续服刑。然而，法律的严苛有时是冷酷而残忍的。就牛玉强而言，他仍然需要为“流氓罪”继续服刑。

　　记者采访了多位法学专家和刑事律师，他们一致的看法是法院的判决既已生效，就必须严格执行。全国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著名刑辩律师张培鸿指出，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在《刑法》第12条的表述是：“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所以，即使在今天看来多么荒谬的判决，我们依然必须执行。“哪怕是恶法也必须执行。”

　　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俊民看来，当年对牛玉强的判决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牛玉强持械抢路人帽子，又伙同他人打架，按当时的社会价值判断和认知，他们这些个‘小混混’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流氓’，且按当时的法律，也理所当然地要被‘从重从快’判处流氓罪入狱。”

　　1979年，新中国《刑法》诞生，第160条即规定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对照法条，也就不奇怪牛玉强为何会被处以流氓罪——他抢人帽子，属于寻衅滋事；打群架，属于聚众斗殴。“那时流氓罪就是一个口袋罪，基本上什么罪行都可以往里装。有人喝多了，在路边撒了一泡尿，被判流氓罪；一个小青年，和朋友打赌，敢不敢亲一个姑娘的嘴，亲了，就是流氓罪……”

　　法学教授王俊民对那段历史时期中为此付出惨痛教训的著名“流氓”依然记忆深刻。“当年最著名的两个流氓，一是马燕秦，一是迟志强。这二人的罪行，换作今日，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男欢女爱这种事再寻常不过。但在当年，迟志强获刑四年，已经是法外开恩；马燕秦则直接判处死刑。”

　　其实对于牛玉强案的争议，应该是刑期怎么计算的问题。“从1990年至2004年，牛玉强保外就医的这14年，皆应计入刑期。”张培鸿律师说，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保外就医期间计入执行刑期。再具体来看牛玉强案，在保外就医期间，牛玉强一直以戴罪之身要求自己，他定期到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并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从事任何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一直待业在家。因此，牛玉强保外就医的时间完全应该计入刑期，刑期至2008年4月就该结束。

　　“新疆监狱方面这么多年有没有找过牛玉强，是通过什么方式寻找的，没有找到的原因又是什么？牛玉强逾期未归，他有责任，但警方的责任则更大。当公民与公权力都有过错，首先应该向公权力问责，而不应该让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我认为重新收押牛玉强既没有必要，也不合情合理。首先，按照新刑法，流氓罪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牛玉强当时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另外，牛玉强在外期间一直表现良好，达到了改造的目的。”张培鸿律师认为，重新收监牛玉强并顺延刑期既不文明也不人道。而且对各方无益。“一个公民不应该生活在不确定性中。而法律就是给人以确定性的。监狱方面如此处置，对牛玉强个人，对他的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

　　张培鸿建议，如果想早日获得自由之身，除了申诉之外，疾病缠身的牛玉强眼下仍然可以向狱方提出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

　　按照保外就医的有关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改造期间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才可准予保外就医：一是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二是服刑七年以上，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可以不受该期限所限)；三是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四是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

　　根据《新民周刊》记者的调查，目前牛玉强身体状况非常之差，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可是老实的牛玉强只知道埋头苦干，争取减刑，却不知道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再看看监狱之外发生的保外就医新闻，牛玉强恐怕要再哀叹一次保外就医的14年真的是在虚度光阴了。

　　2009年媒体爆出了两起有关“保外就医”的新闻：一是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再创业成功——褚时健冰糖橙热销。另一则是曾被判17年有期徒刑的昔日湖南首富吴志剑，在保外就医期间成立中国神舟公司，发行所谓的内部原始股票，使多人受害，其中包括香港艺人陈百强。

　　报道称，1999年1月9日，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2002年，70多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他转身投入水果行业。褚时健的果园总共有2400亩，有34万棵果苗，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再看新闻中对82岁的褚时健的健康状况的描述，“(他)精神矍铄，说话的声音沉稳清晰，走路稳健有力，他不需要拐杖，当有人要搀扶他，他多少有点拒绝。”

　　难怪有人讥讽地称“保外就医”制度让褚时健、吴志剑成了“带病坚持工作”的“劳动模范”。那么真正“带病坚持工作”的“劳动模范”牛玉强为什么不能再度保外就医呢？

　　可否特赦？

　　老实巴交又不懂法律的牛玉强也许不知道，自己的遭遇有可能成为激活一项名存实亡法律制度的良好契机。张培鸿律师指出，如果新疆监狱方面能够证明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间重新违法犯罪、或者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应当收监重新计算刑期，那么牛玉强案还可以启动特赦制度。

　　特赦是全世界通行的重要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表现为宪法的特别程序，从而区别于一般司法程序。一般司法程序的关键在于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确定如何恰当处刑。特赦是对已经判决犯罪的人，或基于人道主义，或基于国家和社会利益，或基于政治考虑，或基于外交关系等特殊需要，而依法作出的政治性决定。特赦是一种法定的重要政治工具，它可以在法治框架内，克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解决一些常规方式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

　　200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离职前的几个小时内，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签署了141项特赦令和36项减刑令，赦免了141个人的刑罚，减轻了36个人的刑罚。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总统有权对危害合众国的犯罪行为颁赐缓刑和赦免，但弹劾案除外。”在美国，特赦的权力归于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与国会无关。

　　2000年12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总统特赦事务委员会的建议，签署了特赦令，赦免了美国间谍埃德蒙-波普的全部刑罚。在俄罗斯，特赦的权力也专属总统。

　　2006年8月28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签署特赦令，决定在2006年9月2日越南国庆日特赦5352名囚犯。

　　2006年8月15日，韩国总统卢武铉颁布特赦令，赦免了142名罪犯；另外，在卢武铉上台之前，原韩国总统金泳三曾颁布特赦令，赦免了韩国下台后被判刑关押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刑罚，将全斗焕、卢泰愚释放。

　　……

　　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规定了我国的特赦制度。自“1954年宪法”确立我国特赦制度之后，从1959年至1975年间，我国共实行了7次特赦。1959年我国第一次特赦的对象为部分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之后另外6次特赦的对象均为战争罪犯。自1975年至今，我国没有进行过特赦，特赦制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特赦之所以超出一般的刑事司法程序而表现为宪法的特别程序，乃在于其突破了‘有罪必究’的法治常理。而这种政治决定的作出，往往可以在法治框架内，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弥补刚性律法的不足，缓和日益积压的重刑主义气氛，甚至可以有效调节国家的政治气候，解决国家治理上的一些难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急剧变迁，相伴而来的各种矛盾问题积攒在一起，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在矛盾冲突日益激烈特殊转型期，重新激活宪法上的特赦制度，不失为一种解决特殊矛盾的有效方式。它不但可以在合乎法治精神的范围内彰显人道主义，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安抚罪犯心灵和消弭社会仇视，有效弥补“严打”刑事政策之不足，对于重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大有裨益。

　　“对于那些在证据上有瑕疵，且一直不断申诉的犯罪，以及一些特殊的犯罪都可以考虑实行特赦。” 张培鸿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