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房养老记

　　81岁老人柏玉良卖掉了房子，拿着200多万元，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

　　距离过户手续完成还有两个星期，但这处70多平米的三居室里，房子的新主人留给柏玉良“暂住”的空间已经很局促了：客厅墙边搬进了一张巨大席梦思床垫，两间卧室已经被堆叠的家具和杂货占据，连柏大妈的餐桌都没地方放了。

　　而这位八旬老人打算带走的物件，却屈指可数：几沓身份资料和财产证明、一本记录她戎装年代的老相册，以及一张常年摆放在床头柜上的毛主席画像。

　　眼看就要到交房的期限，柏大妈还没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入住，她手握卖房子得来的巨款，却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境遇。

　　老革命哭了

　　“哪怕是一万块钱(每月)也愿意。”谈起近况，柏大妈激动起来，声音发颤，“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接收我。到时候哪怕是住旅馆、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啊！”

　　这位拥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着说着便哽咽了。

　　柏玉良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北平，11岁那年，因家境穷困，她们姐弟五人随母亲来到父亲东北的老家谋生。1947年年底，刚刚15岁的她加入了解放军，成为随军卫生员，参与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辽宁省新民县、沈阳市和辽宁省担任法庭助理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她在辽宁省海城市房产管理处工作直到离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因为思念家乡，柏大妈开始在东北和北京之间两头跑。2003年，在老战友们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级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岁的老赵组成了新的家庭，定居在西二环边的汽南小区。  

　　“我这辈子有三大荣誉。当过女八路，做过女法官，伺候好了老赵的晚年生活。”她眉毛一挑，言语间透着自豪，“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条件好，刚见面的时候老赵给我打80分，婚后他就给我打100分，把财政大权都交给我了。”

　　2008年，老赵因病长期住院，柏玉良悉心照料他4年。今年1月初，老赵逝世后，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摆上了台面。尽管与老赵各有儿女，孩子们却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自小离开故乡，步入耄耋之年的柏大妈只想在北京养老，为此她特地将户口迁回北京。

　　“我只想落叶归根。”她说。

　　在一般人看来，柏大妈有着令人羡慕的条件：老赵去世前将汽南小区的房产留给了她；她与老伴儿同为国家老干部，两人每个月一共能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多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我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三居室里，消受不起，太浪费了。”她解释道，“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人照应着。一个人住出个事咋办？”

　　忙活了一辈子，也该享受晚年生活了——抱着这种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万元的价格找到了房子的买家，打算去找家养老院“舒舒服服度过余生”。

　　此外，柏大妈觉得与那些被动养老的同龄人相比，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体硬朗，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爬楼梯从来不带喘气的；精神头儿足，手机里的号码记上几遍就不带忘的，张嘴就能说出来。她打听过，目前很多养老院都不愿意接收“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按照柏大妈乐观的判断，自己的各项条件都应该符合“优先录取”的标准。

　　“但谁曾想，住个养老院有那么复杂呢。”说到这儿，她一拍大腿，连连摇头皱眉，眼泪又掉了下来。

　　有钱没“人”的困境

　　“条件称心的进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满意。”柏大妈总结当时的心态。

　　首先被考虑的目标，是楼下不远处的社区养老院——离老房子近，搬进去不用太折腾，环境很熟悉，还能常常和老邻居们唠唠家常。

　　前去询问，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她来晚了，这家养老院早就满员了。但在柏大妈的印象里，这里曾长期空着十多张床位。

　　“2006年由我们一直呼吁才办成的，起初也是由我们管理的。”汽南小区建社协会负责人何贵芳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道。

　　出于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考虑，养老院当时设置了28个床位。但一年下来，入住的老人太少，收支严重不平衡。最惨淡的时候，7个工作人员围着一位老人转。而当年的租金是一年3万元，对协会来说已经很吃紧了。为了缓解收入压力，建社协会只得将经营权承包给一位私人老板。

　　随后，床位数量增加到了40张，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老人。

　　“到了现在，院里只有两个老人是社区居民。”说到这儿，何贵芳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区里的老人想进却进不去——满拧了。”

　　很快，建社协会又帮柏大妈联系了一家附近的民营养老院，那还有不少空着的床位，而院方很乐意接收柏大妈。

　　但亲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妈却有些不太满意。

　　这家养老院的门脸藏在一条小胡同的深处。院子里可供活动的场地面积很局促，四周种着大树，阴凉阴凉的。供老人居住的楼房低矮老旧，斑驳墙壁上裂着几条口子。里面的房间只剩下双人间，收费是6000元。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区与自理居住区只有一个楼道之隔，时不时传来几声喊叫和呻吟。

　　“看着心里憋得慌。”绕了一圈之后，柏大妈连食堂都没参观，扭头就走了。

　　她认为自己的“挑三拣四”是有道理的：“我的要求也不高，能住宽敞点的单人间，环境安逸舒适，能聊天的伴儿多一点，精神能放松愉悦。我住养老院是去享受晚年生活的，不是圈在里面受遭罪。价钱高点也没关系。”

　　并不愿意将就的柏大妈，决定打持久战，下工夫好好挑选一番——无论是民营还是公立养老院她都不介意，只要能满足自己这点需要就行。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着老姐姐上网搜养老院。”年近七旬的李阿姨向《中国周刊》记者说道。她与柏大妈相识二十多年，既是同乡又是好友。得知柏大妈把房子卖了，李阿姨一直在张罗着帮她寻找养老院。在百度上输入“北京养老院”五个字，会瞬间弹出1380000个窗口。两人从海量的信息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一个个打电话过去咨询。

　　满怀希望的她们，很快得知一个残酷的信息：按照柏玉良的情况，连入住养老院的资格都没有。

　　经朋友推荐，柏大妈探访了西城区一家公立养老院银铃老年公寓，并且对各项条件都非常满意——“能住在这儿我就知足了”。尽管床位已满，并且光是登记排号的就有150多人，但她还是想先报个名。

　　工作人员询问了“能否自理”、“有无传染病、精神病”、“是否适应集体生活”等常规问题后，要求柏大妈的监护人写意向书——监护人须为子女亲属，北京户口，50岁以下，并长期居住在北京。

　　柏大妈一下傻眼了，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而北京已经没有沾亲带故的亲属。她蒙了，说话一下子结巴起来。

　　“必须有监护人签字，否则排上号也不可能入住。”工作人员见状告知，“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找谁去？养老院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这个回答击碎了柏大妈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丢了魂一般地离开了。

　　一个月下来，她们已经咨询或探访了26家养老院，每家的详细信息，都被记在一张巴掌大的卡片纸上，密麻麻的字迹间，标注着收费标准、空余床位数量、特色服务以及考察过后的评价。

　　柏大妈还在李阿姨的陪护下，跑到昌平、大兴等地的养老院探访了一番。

　　在北京四百多家养老院里，监护人制度是一个硬性标准。这让柏大妈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咨询其他养老院的时候，她再没主动提过监护人的话题，生怕直接遭到拒绝。  

　　“挑来挑去，最后都白忙活了。”

　　谁能监护我

　　“监护人问题”成了一条迈不过去的坎儿。

　　除了去养老院，柏大妈的确有其他的选择：租一间房子，雇位保姆照料生活；或跟随在儿子身边一起住。但她并不愿接受这样的权宜之计。

　　“雇保姆？她伺候我还是我伺候她？”柏大妈说。多年下来，腿脚利落的老人一直操持着家务。

　　她曾雇过一次钟点工，一小时收费15元，但心里总觉得在“麻烦人家”，又给人家买水果又给人家拿饮料。“人家愿意一直跟我老生活吗？遇上脾气不好的怎么办？”她不放心地叹了口气，“我不想看人家脸色度过余生。”

　　今年3月份，柏大妈的儿子曾把母亲接到山东威海的家里，但老人很快就唠叨着要回北京。“海边空气太潮了，晚上很冷。”柏玉良说，“我还是喜欢北京的天气。”

　　而儿子常年出差在外，不能陪在老人身边。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并不符合“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条件，做不了她的监护人。

　　为此，她先是给老家的亲戚们打了电话，问询“是否有子女孩子在北京生活”。几番排查下来，还真找到一位符合标准的。按辈分算，那位年轻人应该算得上是柏大妈的远房外甥。但因为常年没有联系过，几乎记不起他的模样了。而且，人家正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居无定所，为生活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多余的精力。

　　连柏大妈自己都觉得“不太靠谱”。

　　忧心忡忡的她决定找组织帮忙。

　　她给自己原单位海城房产管理局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的情况。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挠头不已：若把户口迁回东北，能在海城帮您安排养老，但在北京养老的问题，我们插不上手。 

　　走头无路的老人，不得已向老伴儿单位的老干部局求助。

　　老赵去世时，单位曾派人到家慰问，此后便没了往来。柏玉良握着电话犹豫了许久，鼓足勇气才开口，委婉地和对方商量——能否由单位出示一个情况说明，为自己入住养老院提供一些间接性的担保。

　　不出所料，要求被客气地拒绝了，理由是柏大妈并非本单位职工——这事儿不归老干部局的管辖范畴。

　　一番交涉后，问题还是推回到她自己面前。

　　心急如焚的柏大妈甚至想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找不到标准稍稍宽松些的养老院，我只能找人装成我的子女或亲戚去试试。”她说。  

　　她到处找人扮做子女，甚至向帮她卖房的房地产中介问过同样的问题，弄得那位小伙子哭笑不得，答应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北京几位老战友的子女以及面相较为年轻的李阿姨是首选，他们了解她的情况，同情她的遭遇，并且愿意在北京提供一些照应和帮助。

　　老战友的子女们大部分也已经年近60旬，也面临着和她境遇相同的养老问题。而李阿姨的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希望她能过去照看小孙子⋯⋯

　　“我都60多岁了，倒是很愿意给老姐姐当监护人。可是过不了几年，就得找人监护我了！”李阿姨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距离交房搬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过几个月我就该去美国了，住不进养老院，谁来照应她？”

　　出乎意料的答案

　　柏大妈并不知情的是，在一些“行业知情人士”眼中，“监护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

　　6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中国周刊》记者来到一家拒绝过柏大妈的公办养老院，以老人亲属的身份咨询情况。因为是周末，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上班，坐在大堂里值班的门卫接待了记者。

　　“这可说不准——什么时候有人死了退房，什么时候就有床位了。您别怪我说话直。”被问及何时才能有房间的时候，这位干瘦的中年男子回答道。

　　见记者表情焦急，他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过您运气不错，昨天刚刚腾出一间‘总统套房’，是由两个双人间改成的大单间，宽敞豁亮。5700元一个月，机会难得。”他所说的“总统套房”是这里最高档的一间屋子，养老院的宣传单上并没有记载，属于对外不公开的“特供房”。

　　当记者说明了老人“没有监护人”的特殊情况后，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这个好解决。”门卫笑了笑，“没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院前面就有一家中保公司，花点钱找他们做‘间接监护人’就行了。”他随后告知，具体的操作手段，最好去找院长“咨询咨询”。

　　“您也是明白人，给院长送点礼，他手里有不少中保公司的线索和门路。”门卫热情地提着醒，“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些难以理解的“窍门”太过于复杂。她继续寻找，碰着运气。

　　6月下旬，愁眉不展的柏大妈在“考察”一家民营养老院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交谈结束后，临行前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您这儿要不要求必须有监护人？”对方的回答令她喜出望外——只要您愿意入住，监护人的年龄在70岁以下就可以，亲属的身份问题，可以“灵活操作”。

　　虽然这家养老院在五环外，相对偏远，交通不太方便，而且入住环境也比柏大妈预想中的稍稍差一些，但这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可以接收她的养老院。这段日子，心力憔悴的老人已经等不起了，她决定过些日子就搬过去。

　　“还挑什么呢，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

　　这位老战士，最近总是喜欢盯着自己参军时候的老照片发呆——照片上，年轻的柏玉良一身戎装，一脸自豪。

　　当年她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战士，每到一处村庄，都会引来一阵羡慕和惊讶的目光。作为卫生员，她在前线和后方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好几次，炮弹就在身后炸开，也没能把她吓住。对于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来说，面对那些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痛苦呻吟、满身伤口的伤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那时候，她常常暗暗念叨：“这点苦不算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